二十世纪金代计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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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金代计量研究综述王晓静（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计量是百物制度的标准，对百姓的生产生活乃至国家治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计量制度研究的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其他社会制度的研究。尽管关于金代计量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但学界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丰富。建议未来金代计量方面的研究应剔除旧有观念，进一步加强史料创新，研究方法创新，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门性研究，拓宽研究视野。.jyqk。高青山和王晓斌对考古出土的89方金代官印进行考察，经过考证最终得出金代的1尺约合现在的43cm。高青山又在《金代尺度试探》一文中，重申金代一尺为43cm的观点。日本学者高桥学而

2、则认为金末官印的尺寸不可靠，并不赞同高、王对金代尺度的推测。郭正忠认为，曾先生测得的金尺应该是量地营造尺，而高先生、王先生所测得出的金尺则属于官印用营造尺之类，学者们测量得出的两种不同数据都属于金代当时的日常用尺。并提出“京尺”之“京”存在由“金尺”之“金”讹误而来。经其考证金代官尺的长度在39.5-42.8cm之间。陈根远作《记两方隋、金官印》，介绍了金代环州刺史之印的尺寸大小，认为边长为6.1cm的这枚官印恰好为宋代官尺（一尺计31cm）的二寸。遂认定金代度制虽未见诸家言明，但应承袭宋制。对金代营造尺的研究，诸家说法存在不同，但尺值范围在30.2-31cm之间，差额较小。林哲对辽金时

3、代三大佛殿之一——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的平面开间、进深、平柱、材高、材厚等尺寸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索，并求得其建筑的营造尺为310mm，即31cm。张高岭在《怀庆府金元木制建筑研究》一文中，对怀庆府现存金元木构建筑进行了分析，推算出本地区金代木构建筑的营造尺为1尺等于30.7cm。刘畅，孙闯就有关部门公布的辽宁义县奉国寺实测数据和研究成果，结合对该寺木结构几何解析关系的认识和调研，大胆提出了四种假设，从斗拱设计、屋架结构设计和材分与营造尺配合等方面进行反思，逆向寻求和推算原始设计方法，推算出1尺约长302毫米。对金代乐律尺的研究。吴承洛在其著作《中国度量衡史》中提到“律用尺”，合现

4、今市用制6寸之7寸之尺（即在19.98-23.31cm之间），除制乐外，民间少有用之者。曾武秀通过对史料的爬梳，认为金代律尺即北宋大晟乐尺，长度为29.76cm。丘光明在探讨元代乐律用尺时，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得出辽金元律历制度皆仍承袭隋、唐及宋之遗制。郭正忠也赞成金代乐律尺承袭宋代大晟乐尺这一说法，并论证出金代乐尺长度当为24.6cm。在金代天文尺的研究方面，诸家说法基本一致。伊世同曾指出，从南北朝到清初一千三百年间，量天尺的尺值承传误差仅为半毫米，开创了古尺尺值不变的最高纪录。丘光明也对中国古代量天尺进行了细致研究，介绍了“量天尺”从刘宋到明朝1200多年的变化历程，明确指出量天尺始终保

5、持在24.2cm-24.5cm误差允许的范围之内，有千年不变之势。（三）金代衡制的研究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的进步，器物断代更加明确，关于金代权衡器及其重量的文章大量面世。学界多认为金代衡制总体上承袭宋代。丘隆在《中国财经报》发表了一篇题名《衡重单位制的演变（下）》的文章，指出唐宋金元时期衡重大都一两为40g。郭正忠对金元以来的一斤重量进行了概述，认为金元以来一斤多在640g以下。冯恩学在《俄罗斯滨海边区赛加古城出土金代权衡器考》一文中介绍了赛加城出土的18件权衡器及其部件的形制，并对比了金宋衡重，认为两代一斤的重量仅有6g之差，实金朝沿袭了北宋的衡制。从出土金代铜权、铜砝码考察金代衡值的研究

6、。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一书时，收录了北京出土的这枚金代铜砝码，以自铭重量和实测重量进行折算，得其1两重39.6g，一斤合634g。丘隆以此数据为基础，判定金代的单位衡重与北宋相同。吴慧将陕西出土的两批金代银铤的平均重量、北京出土的壹佰两金代铜砝码的重量与宋代末年银铤每斤的重量进行了对比，发现金宋斤数数值接近这一现象，并分析其原因在于金占领宋的北方后仍然沿用北宋末年的衡制。刘俊勇结合考古实测数据进一步指出，金代一斤合634g的重量单位，应当是金代的标准重量。丘光明、尹改运等学者赞同此说法。吉县文物工作站对山西吉县出土的这枚金代铜砝码进行了实际测量，并根据

7、其自铭重量折算出金代每两合39.6克，每斤合633.6克。丘光明又与邱隆、杨平等学者以考古发现有自铭重量的砝码为研究对象，推证出金代一斤重量在630-640g之间。牛达生、孟建民以同心发现的金代小铁权为研究对象，推测出一两合38g，一斤合608g。因此枚铁权比同时代其他衡器稍小，猜测其应为金代民间常用衡器。从金代银铤考察金代衡值方面的研究深受学界关注。赵康民、韩伟等统计了陕西省临潼县出土的26笏金代银铤錾文刻重数据，折算出金代一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