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政治与国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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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宪政治与国民资格一以「人治」反「人治」的困境1906年，清政府始宣布开始「预备立宪」，而关于立宪的讨论，在此之前已有多年的积累。纵观清末的立宪讨论，无论是革命派的以「约法」论为特征的「三序」构想，还是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都形成于1905、1906年间，这并非偶然。因为二者的形成与始于1905年的《民报》与《新民丛报》间的论争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场论争同时将清末的立宪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在论争中，尽管革命派与梁启超针锋相对，然而他们的立宪主张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虽然他们都认识到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所象征的人

2、治传统是中国走向宪政的最大障碍，但他们自身的主张里却同样具有明显的「人治」倾向。例如，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说到：「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1.然而，在翌年访美归来之后，他却毫不讳言地提出了开明专制式的主张。那么，梁启超为甚么会认识到中国传统中的缺陷却又「明知故犯」呢？首先，这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民度」的问题，即真正的立宪需要由人民来推动，而中国的「民度」──即人民程度，指人民的政治意识和能力──尚低，不足以产生这一动力。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梁启超一人所遭遇到的问题，同时也

3、是同时代启蒙知识份子所遭遇的共同困境。他们普遍认为，在「民度」尚低的中国要实现宪政，依然不得不借助某种「人治」的方式作为过渡。这一点，无论革命派与立宪派都不例外。除了「民度」，影响近代知识份子们具有「人治」倾向主张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来自日本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明治日本的立宪过程对知识份子们的影响（例如，当时不少知识份子将明治天皇看作是开明专制的代表人物），同时，从革命派的《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间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法学家及其理论在这场争论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特别是日本法学家笕克彦的理论

4、为这次论战的双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就这样，「民度」问题往往使启蒙知识份子们陷入反「人治」而又不得不借助于「人治」的困境，而来自日本与部分日本学者的影响又更使他们确信这一方法的有效性。1905、1906年间的论争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本文将具体考察论争双方是如何在论战中使用日本学者的理论来构建自己的宪政理论，同时又陷入以「人治」反「人治」的困境。同时，本文还将揭示，梁启超如何在与革命派的论争过程中找到了突破这一困境的线索，并实现了从「开明专制」立场的转变。二「开明专制」论与「合成意力」论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随

5、后创刊的机关报《民报》上，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两面旗帜，将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反对共和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另一方面，流亡日本后曾一度倾向共和的梁启超，在访美归来后，一改此前的激进态度，认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2.面对革命派的《民报》的挑战，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开明专制」的主张予以回应，与革命派的革命主张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的争论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在中国应该建立甚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双方的根本对立就在于，是应该进行「排

6、满」革命、实现共和制，还是应该进行政治改革，首先实行「开明专制」。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中国的人民是否能很快地觉醒并拥有共和国民的资格；国民的资格是在革命中养成，还是应在「开明专制」中培育而成等问题上。作为这场论争主角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留学生们，同样都在日本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洗礼。梁启超通过日语大量阅读和翻译了西方的近代思想，革命派的留学生们更是直接受教于当时日本第一流的法学专家，因此，这场论争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的很大影响。在激烈的论战中，双方为了更加有力地批判或回击对方，各自选取并运用了他们在日本吸收的西方近代思想来充实自

7、己的构想和理论。从双方的文章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们对日本学者观点的引用。但是，日本学者具体在哪些方面对留学生们和梁启超产生了影响，迄今为止却鲜有具体的研究3.实际上，双方的主张与理论的形成，都与日本近代法学家笕克彦（1872-1961）的影响密不可分。笕克彦是日本明治至昭和期的法学家与神道学家4.1897年，笕克彦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回国后，从1900年起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行政法、宪法、法理学、国法学等课程。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5成立后，他又应邀成为兼任教授。由于这是日本第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

8、生设置的政法专科学校，当时，有许多进士甚至状元都在此学习，同时，学生中还有陈天华、汪兆铭、胡汉民等革命派的核心人物。汪兆铭还是速成科的首席优等生。他们都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也是革命主张的主要解释者和宣传者。在与《新民丛报》的论争中，革命派留学生们充分运用在法政速成科所学的知识对梁启超展开了批判，特别是速成科讲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