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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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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率波动与亚洲的经济增长
2、第1附图 图1 亚洲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衰退的同步现象(1990-2000年) 资料:Theills,1999)。下页是各经济体的检验结果。 Mills(1999)认为,α[,1]+β[,1]可以作为判断时间序列是否稳定的条件,在金融市场上则可以解释为“波动持续性”(volatilitypersistence)强弱的概念。如果α[,1]+β[,1]<1,则表明波动对条件方差的影响是有限的,也就是受到冲击后条件方差随时间逐渐向其均值回归,因此GARCH(1,1)模型收敛。如果α[,1]+
3、β[,1]=1,则表明冲击将对条件方差产生持久影响。在此将亚洲各经济体汇市方差和“波动持续性”进行归纳和排序。 在某时期内当汇率剧烈波动时,这段时间内的方差就增加;反之,在某段时期内汇率波动平缓。从汇率波幅的方差变化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方差明显扩大的国家有韩国和泰国。马来西亚作为例外(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汇市波动非常剧烈,但是到1998年下半年该国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所以可以另当别论)。方差比过去稍有扩大的有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总体上来说,亚洲各经济体的汇市
4、在金融危机后扩大了方差。然而,方差的扩大是否伴随着汇市对内外冲击(shocks)承受能力的提高?从计算结果来看,除了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汇市消化冲击的时间比以前略微缩短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消化汇市冲击的时间都有所延长。从总体上看,汇市在“低增长期”较“高增长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除冲击的影响。 随着方差在经济低增长时期的扩大,波动的影响延续时间也拉长了。例如,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外来冲击6天后对亚洲汇市波动造成的影响尚存有(0.640026443)[6]=0.068736514。而在低增长期则需要11天,冲击残留
5、的影响为(0.779602961)[11]=0.064655917。 附图 表2(3) 低增长时期各经济体汇市的波动状况 附图 说明:括号内是t值。以上多数国家的汇市估计使用了AR(p)和GARCH(1,1)模型,但后期的泰国使用的是ARCH模型。 表3(1) 亚洲各经济体汇市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方差排序 高增长 高增长 低增长 低增长 的方差 期排序 的方差 期排序中国台湾 9.62115E-07 2 3.57976E-06 1新加
6、坡 1.16453E-06 3 4.35283E-06 2马来西亚 1.19670E-06 4 0.000015255 3泰国 2.60826E-06 5 0.000023654 4韩国 6.69605E-07 1 0.000034658 5(平均方差) 1.32024E-06 1.63E-05 表3(2) 亚洲各经济体汇市在金融危机前后“波动持续性”强弱的排序 前期波动 高增长
7、 后期波动 低增长 持续性 期排序 持续性 期排序中国台湾 0.750043482 4 0.750003516 1新加坡 0.750005182 3 0.750004177 2韩国 0.750074700 5 0.750004680 3马来西亚 0.200003679 1 0.760582410 4泰国 0.750005170 2 0.887420020 5(平均波动 0.64002
8、6443 0.779602961持续性) 说明:“波动持续性”是指GARCH(1,1)或ARCH模型中的系数之和。 如何解释亚洲地区汇市波动的方差扩大和波动持续性延长的现象?Oga;日本的GDP于.stat.go.jp/english/index.htm;.imf.org/external/index.htm. 人民币既不能重复日本“广场协议”的历史,也不能重蹈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名义汇率上扬的覆辙。货币升值所导致竞争力的丧失是一国汇率政策的失败,如果该国一旦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9、那么就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目前讨论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必须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尝试,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试点提供了安定的环境。与此同时也是中央银行积累干预经验和企业扩大对汇市风险承受能力的最佳时机。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银行不是不知道可以通过对冲(hedge)以及远期、期权和期货等方式,使其以外币为面值的债务或外汇暴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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