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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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谈中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论文..毕业中国经济史学是中国史学基础性的分支学科。顾名思义，中国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经济的运行过程及其机制的；但它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而研究经济。最近有文章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这些文章包含了正确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意见，但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前的中国经济史学不是社会经济史，现在为了纠正这种偏向才提倡社会经济史。例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从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这是一个误解，需要予以澄清。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适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毕业，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2、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当时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它开启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导致了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形成。在社会史论战之后创刊的《食货》半月刊（1934—1937），封面上赫然写着“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刊物的内容则涉及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所谓“经济史”是指

3、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史”则是以经济为主体的；两者是一致或相通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又一源头和重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早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时就组织了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为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汤象龙等人在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经济史研究，并于193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陶孟和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

4、史研究集刊”亦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上情况足以说明，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是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的．中国经济史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流派，就其运用的方法而言，有偏重于历史学的，有偏重于社会学的，也有偏重于经济学的．但不管哪一个流派，都不是只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经济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因此，它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史的轨道。抗日战争期间，傅衣凌在福建发现了一批明至民国的土地契约文书，撰写了《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子，其特点是重视对民间文书、碑刻、乡规民俗等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地方社会的细部研究与整体

5、社会研究结合起来，逐步形成经济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傅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把它称之为“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是在一定意义上使用的，它并不否定从广义上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史，而且傅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同财富。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比较重视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人称之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他们既继承了梁方仲、汤象龙等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也充分肯定和吸收了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叶显恩运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佃仆制度的硕士论文，就是梁方仲征求严中平意见后确定的。经济所已故章有义亦以运用鱼鳞图册、契约文书、地主分家书

6、、置产簿、帐本等研究经济史见长，与傅衣凌的研究有不少相似之处。吴承明擅长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但他很推崇傅衣凌的研究，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察。以上事实既反映了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清楚地表明所谓“经济学的经济史”、“社会史的经济史”等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知道，我国有经济史系统记述的悠久传统，主要表现为正史和政书中延绵不断、首尾相续的“食货”系列。但它只是传统史学的附属部分，在封建正统史观的指导下记述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及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

7、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深度和自觉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是在近代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因为它把经济视作整个社会的基础，把经济史与社会形态、社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