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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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关键词：传媒公众公共事件　　传媒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也可以妨碍这种交往。前一种传播帮助人们广泛交往，把自己转化为能动的“公众”。后一种传播支配着人们，把他们变为被动的“受众”。在前一种传媒中，交往中的人本身就是媒介，彼此联系的人通过对生活事件的参与成为传媒公众。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是公众传媒的灵魂。彼此的交往使得公众传媒中的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传媒之人”。在后一种传媒中，人们从同一媒体接受信息，彼此很少或者从不往来。孤立的个人依赖于媒体接触外界，名为“受众”，其实还是

2、无法成“众”的原子个体。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媒批判认为，现代传媒技术是必然会造成原子孤立型受众的外界力量。由于传媒受众之间彼此缺乏联系和对话交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成为受权力控制的千人一面的“群众”。在法兰克福学派悲观的传媒技术决定论里，“传媒之人”和“传媒公众”都是不可能的。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汤普森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消极的传媒技术决定论。他认为，大众传媒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公共概念，缔造了一种不需要通过面对面对话，不需要在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发生，就能感知“我们”集体性的公众。汤普森的大众传媒新公

3、众说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技术决定论，新传媒技术必定产生新公众。　　法国社会学家丹尼尔.戴扬把社会问题，而不是传媒技术摆在了形成传媒公众的首位。他坚持认为，传媒技术高科技不高科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社会问题参与才有公众。对照汤普森的新公众论和戴扬的社会问题公众论，我们发现，汤普森的贡献在于纠正了大众传媒时代只有“受众”，没有公众的看法。但是，也就是在他强调新科技必然产生新公众的时候，他用乐观技术决定论代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技术决定论。在强调人和技术，人优先这一点上，戴扬比汤普森更往前走了一步。戴扬

4、告诉我们，新传媒并不会自动产生传媒新公众，新传媒甚至常常被用作限制公众形成的工具。　　汤普森看重的是新科技为人们提供的交往便利;戴扬强调的则是人们的交往意愿和参与要求。公众参与不只与技术环境有关，而且更与政治、社会制度有关。当人们参与意愿十分强烈时，技术手段的高科技与否甚至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从参与意愿和行动去定义“公众”，公众就不再是一种预先存在的概念群体，而成为一种与社会行动同存共亡的行为群体。公众并不能先于公共行动而存在，有了围绕公共事件的公共参与，才会有公众。只有当高科技传媒帮助这种参与

5、时，它才和形成新公众有关。二十一世纪以来，从SARS、刘涌案、孙大午事件到朱苏力招博事件，中国发生了多起由网络进入纸质传媒的公共事件讨论，影响之广大，反响之热烈，均为前所未有。这些传媒事件和传媒公众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一种由参与意识带动的，由新科技网络传播所扩展的公众性正在中国形成。　　一.社会交往中的“传媒之人”　　为了了解“传媒之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有必要先对一些与“传媒”有关的概念稍作廓清。“传媒”（media）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传播”（munication）。传播的含义比传媒广，传播

6、指的是“通过消息而作的社会交往”。〔注1〕传播可以在面对面的个人之间进行，也可以在个别发送者和接受者间以书写或电子信息形式来进行，还可以大规模地在组织化的媒体和受众之间进行。在这三种形式当中，最后一种是“大众传播”（massmunication）。大众传播指的是公开、快速的瞬间传播，它必须依靠复杂的组织，以人数众多、多样不一、无姓无名的受众为对象。〔注2〕大众传播中依赖科技手段来尽量扩大其受众范围，大众传播基本上是单向操作，因为其传播形式极大地限制了其受众的反馈。与人间直接交流相比，大众传播的四

7、个基本特征是，信息有组织性来源、接受者庞杂众多、受众难以反馈，高科技手段。　　大众传播的组织机制和科技手段往往又称作大众传媒（massmedia），它包括我们所熟悉的电视、广播、报刊、出版物等等）。这些大众传媒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之中，以至人们常常把“大众传媒”就当作了“传媒”。这也是不对的。传媒的历史远比大众传媒来得悠久。传媒并不一定是现代科技时代的产物，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传媒也并不一定非以高科技形式出现不可。我在这里关心的正是那些看上去与科技手段无关或者只是低科技的传媒，因为它们反倒对当

8、今中国公众交往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我在后面要讨论的那样，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相互交流，传播的科技性再高，也无法完成它的传媒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积极参加交往的人们才是传媒。当然，这样的人们不是大众传媒所制造和不断再生的“受众”，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公众。　　媒体，也称媒介（medium），原指一切中介性的人或物。占卜算卦者可以成为人神二界之间的传媒，“先知”、“使徒”、“革命家”或者舍身取义的“烈士”都可以成为传播某种信仰和理念的传媒;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