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漕运对回族在天津聚居点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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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漕运对回族在天津聚居点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天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城市，共有三十个民族。回族是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是17.24万人。回族为什么要选择天津作为定居之处，经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认为这与历史上天津漕运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天津经由寨、镇、卫、州、市的逐步升格，终于发展成为一千多万人口的一个直辖市，这取决于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在三岔河口汇聚为海河，横贯市区东流注入渤海。河海相衔并毗

2、邻北京，使天津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和京畿门户。　　元朝定都大都，人口迅速发展导致物资供应不足，政府下令发展漕运。《元史﹒罗璧传》记：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运江南粮，而河运弗便。《元史》称元大都百司府庶之繁，卫士编民之从，无不仰给江南。自此开始，位处运渠枢纽点的天津三岔河口成为元大都的经济咽喉。　　明清两朝漕运继续发展，而且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漕运数额不断增长。天津不仅成为运输基地，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粮食在此囤贮。《明史﹒食货志》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

3、德州、直沽，商贩所举。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可见当时因漕运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且明朝为鼓励运军致力于漕运，还允许漕船附载一定数量被称作土宜的土特产，作为商品沿途饭覅，给予免税优待，因此人们竞相抢载。清代漕运推动天津商业发展还有另一个因素，便是清代北运河淤浅，漕船必须在此转驳船运北京，所在土宜也必须在此卸货，然后再贩卖或转输。　　通过天津漕运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漕运不仅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也为回族来此定居提供了条件。　　二　　据《元史﹒武宗纪》载癸亥，摘汉军五千，给西十万顷，于直沽沿海

4、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主镇守直沽海口屯储都指挥使司。这里的直沽海口即天津，康里军即包括大量回回的西域少数民族军队。他们做为军士被蒙古贵族征发拨调到漕运和盐业相当发展的直沽来，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既戍守，又屯种，之后，就演变成当地的农民。这是现今考证的关于回族在天津出现的最早的记载。又据河北正定县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建礼拜寺记》碑文：回回人之遍天下，而此地有多，朝夕不费礼，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处于华北腹地的天津，较正定更接近京城，来此定居的回回人，定不会是少数，如前

5、述，天津在元代是漕运的转口站，还通过河道与北京、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水运交通，运粮船每年从南方到此停卸，又有不少盐场，必吸引来众多的回回商人、军士和官吏来此定居。　　元代以后，天津回族多来自祖国南方。永乐二年(1404年)明统治者出旨迁民，以实空地，强迫大量的回汉族人民由江南的直隶(南京辖地)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北迁。明政府下旨迁民是明代来津定居的回族的一个重要。据《天津志略》和《天津概要》文载：津邑清真寺有十五座，以穆家庄清真寺为最古，建于明永乐年间。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回族)后裔穆

6、芝房也曾撰文说：天津木星的先祖穆重和，原籍是浙江钱塘县。远在明朝永乐年间随燕王朱棣北来，驻兵津北乡一小村，后在此落户，称穆家庄。其次，前述明代漕运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善于经商的回族来此定居。与汉族农本商末的思想不同，回族则是商本农末，他们不似汉人安土轻迁，而是重利求变，思变喜迁。回族人因其性格、观念、职业和传统的影响，更重视逐利于他乡，以商贾为第一要业。所以，大迁徙对于回族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推进事业的机遇。而漕运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把握这种机遇的条件。天津旧城外西北角一带居

7、住的为数众多的回民，其祖先多是船民，明代天启年间，通过南运河自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而来。　　清代，仍行河运，清政府允许驳船在空闲季节如有商货、盐斤，均准揽载，这就促进了天津与内河地区的货物贸易往来。据乾隆年间，武清县杨村镇的回民已建立清真寺，并以此为中心，吸引外地回民来此落户。二十世纪初已达2400多人。塘沽区的南开村，到嘉庆年间初期，拥有回民百余户。清朝末年，大红桥南北正式形成回民聚落区域，久之，形成南以同义庄，北以清真巷为轴心的回民区域，同义庄回民尤多。　　民国初形成的回民聚落点是南开

8、区南门外菜桥子一带，河西区的三义庄一带。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因工作调动、学生毕业分配、投资经商等原因又有大批回族来到天津。到2006年，天津回族已达到17万多人，并建有1个回族乡、35个回族村，成为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