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的徜徉在语言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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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的徜徉在语言途中关于的徜徉在语言途中导读：摘要：20世纪中国现代诗史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不同或相似的诗歌语言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传达了不同时期诗歌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以及诗歌系统与非诗歌系统的关系。本文通过对这些诗歌语言观的疏理与辨析，力图在新的视界下对它们作出重新考量与展望。　　关键词：现代诗研究；口语诗；诗歌语言；语言观　　1008-2646（2013）01-0059-07　　诗歌是语言中的语言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尽管这个大前提几乎受到公认，但并不意味着诗歌的“语言”真正受到重视，以及由语言带

2、来的理由得到界定和解答。实际情形所呈现的裂沟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得多。事实上，诗歌的语言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诗歌观，或者由语言观可以直接追究到诗人的诗歌观，例如“文以载道”便内含了“言以载道”，二者是相互统一，又相互支撑的。在此，不妨将几种比较典型的诗歌语言观加以比较、辨析。　　一、口语和口语诗　　口语诗引发的争论一再出现在中国现代诗史中，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称。五四新诗运动中它叫“白话诗”，其实就是口语诗。胡适认为，所谓白话“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是‘黑白’

3、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首先触及了文学的“大众立场”和“大众语”，这其实是文学巨钟的一次回摆，文学的过分欧化和艰涩化使新一轮亲近化成为冲破压抑的必定要求。胡风说：“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理由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理由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理由里面苦徜徉在语言途中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朦胧诗后再度出现口语诗派、生活流和口语诗潮也是不奇怪的，其背后的精神

4、是对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抒情方式的放逐，以无间隔的生活感和生命感诉诸当下口语，从而走出北岛学院派写作的影子。他们提出的“还原”：由英雄还原到平民，由形上还原到世俗，由变形还原到常态，由隐喻性雅语还原到市井性口语。口语诗与其说是出于审美的反叛，毋宁说是对乌托邦破灭后的一次正视，一种企图重新融入现实的努力，一种对大众化艺术的臆想和艳羡。它至少说明汉语新诗面对着危机，单一模式和单一语言所带来的困境一再暴露出来。　　所谓的口语诗和口语诗运动，其误区在于，其一，口语化这个提法本身就有理由，因为口语只是语言的一种材料，以单一语言材料构造

5、文本注定是贫瘠的。各色口语诗派都标榜以“我手写我口”，却大都蜕变成“口水诗派”。其二，口语是与日常世界同步发生的，词与物呈一对一关系，能指与所指相吻合，句子呈现语义透明状态。以多义性为特征的诗歌将单一性视为大忌。在我看来，口语诗的最大毛病在于缺乏制约技术，语言在世俗语的表层轻快地滑行，难以将语体的透明提升到语境的透明，更遑论挖掘语言内部的诗性特质了。大部分口语诗既缺乏对形而下在场性的独特发现，也缺乏那种弥漫的形而上意味，因而极易制造一大批语言垃圾。其三，口语的即时性、顺向性与媚俗性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大众语”受制于政治

6、意念，“口语”契合于小市民趣味。生活中任何新颖的感受都会被克隆，进而被兑换成通俗的口语涂抹在文本中。这造成大部分口语诗在“反英雄”和“平民化”的口号下流于庸常化和随便化，语言运思失去了必要的节制，一时间沉渣泛起泡沫横流。例如，盛极一时的“生活流诗派”就宣称：“我们为什么写诗？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固然对太阳、星星、大海、青山、永恒和神圣感兴趣，但我们孜孜以求的，毕竟是吃饭前有一杯啤酒喝，皮鞋是最新式的，晚上亲亲一个异性的嘴，苍蝇最好全部死光，父亲是好朋友而不是专制的暴君……诗人不是先知，不是布道者，不是头上有一圈灵光的圣人，

7、诗人是凡夫俗子，他想凡夫俗子所想，行凡夫俗子所行”。这种“沉陷”，足以抵消与日常世界保持疏离的种种努力。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写的意图具有颠覆性，但在语言操作中却被它的口语所颠覆，以至于它的起点是反叛，落点却成了被招安。　　例如，粗鄙化常常被某些诗人当作顺手的“武器”，似乎粗野点就能制造出一种特殊效果。“我爱这城市/这是我的兄弟们操人的城市/也是我的女人们挨操的城市/我爱这公平合理的城市/这一天/当我在地下通道里为你弹唱/我的头上/是一万架轰炸机/飞过的隆隆巨响”（伊沙《天花乱坠·之一》）。他似乎是在学美国的“嚎叫派”

8、，其实只得了点皮毛而已。我看不出来，这种“骂街诗”跟极左年代的政治诗和口号诗有什么不同。比起第三代诗人中的韩东们、于坚们，新生代的口语诗实验大大地倒退了。　　在我看来，口语对诗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即它的媚俗性和异质性是并存的。如果说语言是危险的，那么口语又是语言中最危险的。中国现代诗史上数次与口语相关的诗歌运动都成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