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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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疯癫与理性的历史对话——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社会学0901班卢卓杉《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在书中作者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细致考察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法国疯癫现象的历史，论述了关于疯癫如何被历史地建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的历史，描绘出非理性是怎样在理性的压制下逐步被边缘化，以至最终失声的过程。在福柯看来，疯癫史并不是疯癫本身的历史，而是人们怎样看待疯癫的历史，也就是他者意识的历史。然而，仅仅有他者意识是不能构成历史

2、的，还要考虑到各个时期的不同社会模式，才能产生不同的他者意识。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存在的不同社会模式，疯癫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理性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将该书所涵盖的范围分成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四个阶段，研究了疯癫与理性在历史进程中交流与对话的关系。中世纪福柯从麻风病入手来研究疯癫。中世纪疯癫的表现就是麻风病人的存在。在中世纪，麻风病在欧洲蔓延成灾，所以，中世纪人心怀恐惧，在欧洲建立了很多麻风病院。当时对待麻风病的

3、手段不是如何医治这些病人，而是大肆宣传麻风病是一种罪恶的表现，是上帝惩罚罪恶的神圣证明，于是，必须像惩罚罪犯那样把麻风病人关在麻风病院里。到后来，麻风病退隐了，但是它不仅留下了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

4、后才能加以排斥。后面对待疯人的方式无疑是这种方式的延续。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病人似乎在过着一种轻轻松松的流浪生活：“愚人船”载着他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市政当局甚至还为其支付必要的经费。千支百叉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提供一种净化的场域。疯人登上愚人船后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这时期，在文学作品里通常将疯人视为真理的化身，它模

5、仿理性的语言批判理性，真理在疯人令人发笑的模仿中被揭发。疯人既是可怜的丑角，又是讽刺理性的真理。疯癫因其自身那种不确定的意象而开启了人们将疯癫视为真理象征的想象，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和造型艺术中，在文学和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它在各方面都使人们迷恋：它可以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可以用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利，可以在同死亡的较量中消除威胁。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世界对疯癫是极为友善的。古典时期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而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

6、于沉寂。在17世纪，禁闭所大量产生，在巴黎，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遭到禁闭。福柯将1656年建立的巴黎总医院作为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就其功能或目标而言，总医院与医疗毫无关系，它是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此时“人们是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由此可以看出疯癫言说自身的地位不断地被缩小并由理性代言。理性在塑造自身地位时，最重要的是对异质的事物进行界定，并对它进行言说，通过理性的语言来了解这原本不在理性范围内的事物，所以使这个

7、异质事物突显出来成为理性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禁闭时期，在与理性的对立中，疯人不仅仅受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来自日常生活的排斥和歧视，而且已经完全没有了尊严和人格，疯人已经变成了一只野兽——并且是可以观看、驯服的野兽。这种观看、驯服就是新社会秩序的表现。总医院是资产阶级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打着救济穷人、兴办福利事业的旗号，试图在欧洲建立一种完全的新社会秩序。现代时期在18、19世纪之交，精神病院的诞生结束了古典时期的大禁闭，新的时代又开始了。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疯子在疯人院里接受治疗

8、。在这样的疯人收容院里，没有禁闭带来的羞辱和痛苦，有的只是一种家长式统治下的平静。在精神病院，不是疯癫者的兽性被压制下去，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不是疯癫者被治愈了，而是这种治疗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抹杀疯癫真相和实质的异化作用。疯人不再被单纯地否定，而是被控制在一种监视中。这样，对疯癫的态度就从谴责过渡到了监视。监视与审判是疯人院的主题，而疯人院的这种结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结构的缩影。在福柯看来，皮内尔和图克建立的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