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看教育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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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数字看教育不公事实表明,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缩小这种不平等,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前往新、马、泰旅游的时候,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其实质内容是,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

2、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就城乡角度而言,强化这种制度的表现就是在农村推行分级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由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而城市的办学经费则由城市政府拨款。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由于初中和小学的管理责任主要在县以下,自省至县的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主要流向了各自管辖的大学、高中等专业学校以及高中,而很少顾及农村义务教育。结果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变成了乡镇一级。乡镇财政由此成为“教育财政”。问题是,弱小的乡镇财政无

3、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刚性需求,这就造成乡镇政权必须对农民进行二次、次乃至N次的教育费用征收。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地估计也在1500亿元。乡村教师工资的拖欠始于80年代后期,也即“分级办学”制度出笼和《义务教育法》颁布不久,至今已延续近15年左右。1989年,冰心老人怒斥拖欠为“耻辱”,但是,到2000年4月,这种“耻辱”上升到135.6亿元人民币,覆盖了北京、上海和浙江、西藏之外的27个省区。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前往新、马、泰旅游的时候,遭受工资拖欠的

4、乡村教师却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农村教育绝对贫困: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在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对照__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而在农村义务教育列为教育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后的2004年,根据《中国教育报》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

5、危房,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而缺少课桌凳的小学也接近40%。受教育者面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表现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升学率的差距。在城乡之间,这种差距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而扩大,呈现出倒金字塔状的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早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而当年农村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95%,农村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率只有65%,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不到50%。到1999年,农村

6、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上升到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然有15个,全国有130万的少年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据笔者计算,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的15年间,中国大约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近3800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00多万人。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城乡教育机会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普通高中,不包括职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

7、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下降到18.6%,两者间的倍数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人口大省山东和河南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高中阶段机会的不平等,显然与学习费用的高涨、农村地区高中稀少造成的机会短缺,以及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质量的低劣有关。但是,招生过程中向着城镇倾斜的惯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直至1990年代末,在湖北嘉鱼县,该县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的招生录取中,教育部门设定的录取分数线仍然是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出50-80分。如此安排的结果是,该校生源大

8、约有七成来自该县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该县总人口的两成。与此相仿,1998年山西省太原市的中专录取分数线也一直规定农村考生必须高于城镇考生,前者为532分,后者只有376分,二者相差156分。其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全中国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农村的少年儿童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进而,由教育部门掌控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初次分配的失衡,以及强势社会成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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