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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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内容提要】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

2、前沿”还要更加合理。【摘要题】史学理论【关键词】清华学派/国学研究院/新史学/“国际前沿”【正文】经过晚清以来“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彼此冲突与相互激荡，特别是经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标志就是“新史学”的建立。在“新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清华大学起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说清华史学就是“新史学”的发源地之一。对于清华史学的代表人物以及192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出现热潮，成果十分丰富。本文的专业不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亦未做过此方面的研究，在此仅想把1920年代形成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史学方法的见解，与当时国际史学界的前沿见解

3、作一比较，从而证实创建伊始的清华史学，绝非后来一些学界之外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以考据为主要特点传统学术，而是一种立足于“国际前沿”的史学。　　　　一、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与“清华学派”“国际前沿”(或者“国际学术前沿”)是今日我国学界(严格说是学术管理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然而，到底什么是“国际前沿”？似乎迄今尚未见到制定这些文件的部门作出具有权威的界定。这里，对历史学科的“国际前沿”，姑提出以下界定，然后据此来看看1920年代的清华史学与当时“国际前沿”的关系。所谓前沿，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在此意义上，在中国史研究中，要做到“国际前沿”似乎并非难事：只要发现一批别人未曾

4、见过的材料，找到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题目，于是就可以写出一篇或多篇“填补国际学术界在此领域中空白”的文字了。但是，1920年代清华史学诸大师所达到的“国际前沿”，绝非此种情况。换言之，彼“前沿”非此“前沿”也。那么，“国际前沿”到底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手段，否则，这个学科就不成其为一个学科了。因此，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也就是一个学科赖以安身立命之本。由此而言，真正的“国际前沿”，就是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学界在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的探索方面所达到的最新进展。由于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总是在变化，所以这个最新进展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

5、这种变化又意味着创新。因此，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前沿”也就意味着某一特定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方面的创新。那么，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又是什么呢？依照鲁滨孙的总结，西方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或附属于文学，或附属于神学，或被人利用去激起爱国的热诚。自19世纪中叶以后，方发生重大变化。其变化主要为：第一，批评史材；第二，秉笔直书；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这只是史学进步的条件，不是进步的程序。[1](P6)因此，直到世纪之交，才出现史学革命的呼声。1912年，鲁滨孙出版了《新史学》，提出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虽然鲁氏的史学观点可以说是1860年代以来欧洲文化史运动的

6、继续与延伸，但是，他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史坛。[2](P229)因此，可以说《新史学》一书就是当日国际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最新进展的总结。（注：在20世纪前一二十年中，西方主流史学尚颇为保守。对后世欧陆史学有重大情形的年鉴学派，也还在襁褓之中，尚未形成学派。鲁滨孙对其所总结的史学进展，之所以称之为“新史学”，表明这些进展确是站在主流史学之前沿。）在此即以此书所论，作为当时史学的“国际前沿”，并据此来与清华学派的工作进行比较。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也发生了颇大变化。廖平和康有为开始的疑古运动，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学术的信念。[3](P1946)以后“国粹学派”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

7、，也做了犀利的批判。（注：例如邓实说：“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也，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引自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