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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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内容提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摘要题】现代人物研究【关键词】鲍罗廷/蒋介石/迁都之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正文】1926年9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即所谓迁都问题，

2、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说是迁都问题，其实也包含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迁移。直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期间，围绕是否立即迁都和是否按原计划迁都所产生的争拗，史称“迁都之争”。这场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战争期间南方革命阵营不同派别和势力集团的较量。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鲍罗廷与迁都之争的关系，海峡两岸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对鲍罗廷作用的评价可商榷。张静如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

3、国史》第2编第5卷，以及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均在论述迁都之争中涉及鲍罗廷的作用，但限于体例未予深入展开。）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获得，进一步探讨鲍罗廷之作用以及所发生的互动，就既有必要也成为可能。　　　　一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是北伐军刚得汉阳、汉口，武昌尚待克复的时候，由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192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结束8月6日以来接近一个月的调研活动返回上海以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谈到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报告说：“随着对武昌的必然占领，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领的各省从政治上巩固北伐成果的问题和把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

4、“这个问题是在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整个国民政府形式上的领导人在前线领导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1](p474、475)这个报告签署的日期是9月12日。据蒋介石年谱记载，9月9日，蒋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主席张静江、政治会议代主席谭延闿，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2](p677)9月15日，鲍罗廷致电苏联政府驻华大使加拉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其中说：“我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

5、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鲍怎样回应蒋介石的要求呢？他在此电中称：“我们回答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与此同时，我们派了几名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汉口。蒋介石对此不会乐意。但他必须忍耐。我们不应把广东置于不顾，因为这里在加强新政权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加之在10月1日前这里还要召开中央和省党部代表的全体会议。”对于蒋介石急于迁移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鲍罗廷洞若观火，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一方面，“蒋请我们到汉口去，为的是以国民政府和中央在当地的声望帮助他保持住政权”，借以震慑已在军事上控制了湖北的第八军军长兼

6、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另方面，是要借以控制广东业已兴起的“有利于汪精卫的左派运动”。[1](p495～496)鲍罗廷暂且搁置迁都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在准备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和加强广东政权上。如此应对，与他对北伐的性质及其政治前景的观察密切相关。鲍认为孙中山最后一次发动北伐，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放弃纯军事讨伐的观念，注入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军民联合，不仅打倒军阀，尤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可是，“三二○事件”以后，北伐的思想失去了这种革命的性质，其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他甚至在同蒋及其亲密助手的谈话中，也毫不隐讳这一观点。鲍认为蒋在未

7、来的失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随着武昌的占领，蒋在同以唐生智为代表的保定派的斗争中失败；一是蒋预感不利而回师广州，那则更是等于直接宣布北伐失败。为应付前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鲍主张在武昌召开国民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左派政纲，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则可以公开发起反蒋迎汪的运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1](p369～371)。鲍并不排除汪蒋共事的可能性，并设想由汪负责管理国家，而蒋则担任军队领袖。他判断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能够左转。当然，“如果蒋介石

8、在最近不左转，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