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嘉莹对词之美感特质文化成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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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叶嘉莹对词之美感特质文化成因的探讨杨梅英摘要：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式，迄今已有千年之久，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学界有关词之美感特质及其成因等问题的探讨却留下了无数困惑和争议。对此，叶嘉莹独辟蹊径，立足文本，从音乐与双性文化的视角进行探讨，确立了词之要眇幽微的美感特质，这对当今词学的发展与研究有重要的启示。.jyqkanalyze）理论对之做出阐释性的解说。她指出，克氏把符号的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符示的（semiotic），另一类是象征的（symbolic）。后者就其符表之符记单元（signify

2、ingunit）与其所指之符义对象（signifiedobjiect）间的关系，是一种被限制的作用关系（restrictivefunction-relation）。而前者就其能指之符记单元与所指之对象间则并没有任何限制之关系。[7]（P84）据此，叶嘉莹认为，就传统诗歌因受儒家言志与载道观念的影响而表现为有心托喻的作品而言，其文本中的符记单元与其所喻指的符义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一种固定确指的“象征”作用之限制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花间》词中所写的女性形象，就而言，在显意识中根本没有任何托喻之用心，它

3、之所以具含象喻之潜能，是因其文本中的符记单元保持了一种不断在运作中引人产生联想的生发（productivity）之特质，属于克氏所说的一种“符示的”作用之关系。因此，《花间》词之符记单元与符义对象间的完全不被限制的充满生发之运作作用的微妙的关系，蕴涵了不同于有心托喻之诗歌的丰富象喻之潜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花间》词亦有一部分男性直接用男性口吻叙写相思怨别的小词，对此则又如何加以解释呢？叶嘉莹认为，其表面上虽未使用女子之口吻，但其所表现的深挚绵长之情意本质上已具含了女性之情思，同样具有一种言外意蕴之美。男性

4、用女性口吻叙写女性形象与女性情思所表现出的“双性人格”在《花间集》中较为明显，但词在后代历经发展演变后形成的所谓“诗化之词”“赋化之词”等长调词，是否还依然受“双性人格”的文化心态之影响而保持词之美感特质呢？对此，叶嘉莹指出，“男性用女性口吻所写的，或是虽用男性口吻但却具含有女性之情思的作品，……显然都含有一种‘双性’之性质。”[8]（P97-98）“诗化之词”“赋化之词”等长调词皆属于男性用男性口吻叙写却富含女性之情思的具含言外意蕴的作品。它们同样源于的“双性人格”之心灵本质，是《花间》派令词之女性叙写所形

5、成的双性特质对后世词与词学影响的结果。就词之演进历程而言，柳永创制了长调慢词。他在写相思怨别的作品中，加入了一种秋士易感之悲慨的成分，形成一种双重之性质；又在登山临水的景物叙写中融入秋士易感之情思而造成另一种双重之性质。中国文学传统中，秋士易感之悲与美人迟暮之感在基本心态上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因而，“柳永的这一类词虽以男性口吻作直接之叙写，但在其极深隐的意识深处，却实在也仍隐含有一种双性之性质”[9]（P102），遂形成了“言近意远”之富含双重意蕴的美感特质。其后所形成的“诗化之词”，在叶嘉莹看来，虽脱离了《花

6、间》词对美女与爱情内容的叙写，但因“本身原具有一种双重之性格”，它仍能保有双重意蕴之特美。叶嘉莹具体以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为例加以阐说。她认为，苏轼双重性格的形成，主要是同时兼具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超旷之襟怀的双重修养所致；而辛弃疾双重性格之形成，主要在于其本身的英雄奋发之气与外在的挫折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激荡而致。但不论是苏轼的儒、道之结合还是辛弃疾的奋发与压抑的激荡，主要是指他们在仕途中因追求理想而不得的挫伤，这同利普金所言“弃妇”在基本心态上有极为相似之处。由此可见，苏轼、辛弃疾二家词虽不假借女性形象

7、与口吻而自然表现出一种双重意蕴之美感特质，与男性欲求行道以及女性承受委屈的双重心态紧密相关。就倡导“词别是一家”的女词人李清照而言，虽然其显意识中并没有形成词之佳者含双性之意蕴为美的词学观念，但因其出生于仕宦之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使她在在词作中亦表现出了超越单纯的女性而含有双性之潜质的特性。而后，周邦彦等所创制的“赋化之词”重点在于加强词之幽微曲折的性质，从而改变了《花间》词自然无意为之的写作方式，然形成其深微幽隐之意致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周邦彦隐意识中蕴含的一种双性之朦胧心态（因身经新旧党争之变所产生的对政海

8、波澜之感慨所致）。叶嘉莹从文本出发，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探入，切实抓住了词之美感特质的根本性问题。她独创性地运用从音乐与双性文化来探求词之美学特质的成因所作的富有新意的阐释，对当今词学的发展与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基金项目：济宁市哲学科学规划项目资助[14JSGX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