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好问《论诗绝句》看潘岳及其《闲居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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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元好问《论诗绝句》看潘岳及其《闲居赋》：古人云：“文如其人”，但究竟是“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元好问对潘岳在《闲居赋》中流露出的高洁与现实生活中表现的积极仕进，甚至不惜“拜路尘”的卑躬屈膝作了尖锐批判，指出其文品与人品相悖。对潘岳，不可因其品行卑劣而简单否定他，《闲居赋》中流露的思闲心理同样是真实的。　　关键词：潘岳；闲居赋；人品；文品；两晋文人　　[]：I206[]：A　　[]：1002-2139(2011)-20-0036-01　　潘岳(公元247年—300年)，本名潘岳，字安仁，俗称潘安，祖籍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古书中看到西晋的潘

2、岳那就是美男子潘安。《潘岳传》：“岳，美姿仪”；《文心雕龙》：“潘岳，少有容止”，成语“掷果盈车”能突出潘安美貌。潘岳是魏晋时期一个颇有影响的代表诗人，也是一个历代颇受争议的文人。　　魏晋时期，赋是主要的文学题材。潘安的赋不仅多有名篇，而且无论在用典造句、审美立意上都是高人一筹。但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闲居赋》大约是知名度最高的篇章之一，这同元好问《论诗绝句》其六很有关系。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他从“心画心声总失真”的角度，对“望尘而拜”的潘岳却作出高情千古的《闲居赋》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文品与人品不一致。这一看法

3、引起了一些诗论家的关注和接受，他们将对潘岳的批评扩大到他的其他作品中。如：清代叶燮指出：“六朝诗家……最下者潘安，沈约，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诗如其人品也。”【1】叶燮门人沈德潜亦说：“安仁诗品，又在士衡之下。……人品如此，诗安得佳。”【2】而后各本文学史对于潘岳的评价都不高，并指出其诗可取者仅一首《悼亡诗》。对潘岳的“人文不一”现象争论最多的莫过于潘岳写的《闲居赋》，此赋表现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那么，一篇《闲居赋》果真是人品与文品相悖的典型之作吗？　　撇开元好问论诗的取舍不谈，《闲居赋》非刻意作伪，标榜清高之作，它反映了潘岳在特定时期真实的心理状态。王瑶先生认为“：在

4、魏晋时期，我们也只能说诗文中的思想和平生的行为大半不符合；但若由此便断定他们做文章时是故意说谎话，却也不见得。”【3】《闲居赋》作于晋惠帝元康六年，这一年潘岳50岁，因母病免官在家，又遭逢丧妻，是潘岳一生最消极失意的时期。潘岳此时确有心灰意冷之意：他投身官场30年，历经坎坷艰辛，虽才华出众，勤于政事，却始终未能显赫通达。而闲居之际的平静舒坦，逃离了官场的倾轧与黑暗，也使他暂时获得了官场之外闲适。因此，在这个时候，他有归家闲居、以享天伦的隐退想法也并非不可能。诚然，潘岳“望尘而拜”之举有让人不齿的地方，但对一个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个人道德方

5、面的某些问题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潘岳人品上的某些问题与他写《闲居赋》是没有冲突的，两者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元好问等人将“望尘而拜”和《闲居赋》中的浮云之志对比，认为他的文章“作伪”，“失真”，人品和文品相悖。实际上，潘岳前后两种不同的表现没有因果必然的关系，两者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闲居赋》　　在前，而“拜路尘”在后。因此，我们不能以潘岳的卑劣人品来否定其作品，认为《闲居赋》是潘岳人品与文品分离的典型。　　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上曾经说到“晋人提倡名教,而自己并不实行的。名士群体中人，虽言必玄远，但真正超然物外的实在也没有。西晋一朝文士

6、，更大的特点便是转向自身得失，用石崇的话来说‘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翁哉’！这便是当时士人普遍信奉的人生准则,便是他们心态的主要趋向。”由此可以看出魏晋时文人的人生态度：好利，追逐财富，崇尚豪奢的生活；求名的心态；求全自保的心理。司马氏集团既不爱好文学，更不尊重作家，对待士人的手段很残忍，许多杰出人士如嵇阮皆如此，更何况潘岳之流。　　其次，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文人普遍在诗文中流露出归隐的希冀。这种风气，一方面因为魏晋士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纷乱而黑暗的社会。在这个时代，文人稍微在政治上站错队伍，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嵇康公然抗争的悲剧告诫士子，要躬身远祸，而阮籍的依违又带来了内心

7、的巨大痛苦。这种动荡不堪的社会现实是他们希企避世存身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东渡以后，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山川秀丽的自然环境很快使士人们从容且忘情地走向山水，走向自然，在山水自然之中感受人生，恬淡自适。潘岳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士，其文品与人品的矛盾，只不过是这种风气下的一个个体而已。　　综合地看，我们可以看出潘岳是仅仅只是一个懦弱的文人。我们不能因此而笼统地认定潘岳就是一个虚伪的文人，他有着中国古代文人对于仕途最炽烈的感情，这种感情都如实表现在寄托其情感的诗文中。我们不能片面地把他当成人品与文品分裂的标本。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潘岳“人文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