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

《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激励约束机制障碍和问题是管理者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如上文所说，国有企业的内在制度逻辑是国家租金索取权与国有资产控制权的极度不对称，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作为政府委托的行政官员，享有微小份额（且固定）的租金索取权但却拥有巨大的在职控制权。国有企业年薪制推行困难重重，年薪名义收入很低，但若工资外的收入、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普遍享有数额惊人、项目非常混乱、往往无控制约束在职消费或灰色收入，国有企业经营者实际获得的收入就并不能说很低；同时，企业经营者拥有的巨大数额的国有资产控制权，使具有一些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获得了相应补偿，并能够额外凭借“良心

2、”、“党的教育”或“爱国精神”，把国有企业搞得很成功。但是，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没有通过剩余索取权（股权）得到正面认可和维护，而控制权回报又只能在职在位才能拥有，这种控制权及在职待遇更不能合法转化为股权或物质财产权益和累或延期享用；这样，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成功只能凭借“运气”（如遇见了一个“伯乐”式的好部门主管）与具有企业家人力资本同时又是“好人”的某个自然人相遇，在实际中，只有少数国有企业才有这种“运气”，大多数“遇见”的要么是无能的“败家子”，要么是有企业家才能的“坏人”，也可能是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而只能令人悲叹的“悲剧人物”。最后，从人力资本整合管理来看，转型期的国有企

3、业员工关系繁杂难顺，离心离德倾向比较明显，专业化、高素质人力资本流失问题突出，企业人力资本运营整体绩效水平差。由于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企业办社会”状况，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在物质层面整合上，本来具有很大优势。在市场化初期，一些国有企业员工之所以“不忍心”下海，或即使下海也要通过“停薪留职”或“双轨制”家庭组合（即夫妻两人分别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任职，实行高福利与高薪酬的“优化组合”）等办法，朱留条后路、分散因下海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有物质福利保障的优越条件，如福利住房、子女就学就业、公费医疗及各种特殊身份待遇等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整合优势逐渐淡化，特别是

4、进人90年代改革主攻方向对准国有企业进行“攻坚战”时，很多国有企业的一般职工连就业都没有保障（工人大规模“下岗”），就甭提养老、医疗、分房、安排子女就学就业了，国有企业在物质福利层面的整合力丧失殆尽。如果说国有企业在物质层面的人力资本整合还有一定优势的话，那么在制度层面上就很难说有什么优越性。从承包制开始，到股份制改造，再到后来租赁、拍卖等多元化改革，名义上作为“主人翁”实行“按劳分配”的国有企业职工，实际上论为给企业经营者“打工”的雇员，职工代表大会等**参与管理、**监督制度形同虚设，论资排辈、任人唯亲、暗箱操作、内耗互斗的人事管理秩序严重窒息着人们的主体意识、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些实行公

5、司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机构重叠、职能错位、角色冲突，不能形成相互制衡、协同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致使员工关系繁复杂乱无法有效整合、协调胶制和管理。这样，在精神层面上，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整合就基本可以说是劣势和颓势，主人翁意识逐步淡化，忠诚和团队精神更谈不上，离心离德、人心惶惶成为转型期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的普遍心态的精神状态。三、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角色必须严格限定国有企业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堡垒”，因此，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成败最终不能不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整个改革虽然可以采取先易后难沙十围

6、突破的策略即所谓渐进改革方式来进行，但最终是绕不过这个“中心环节”的。所谓国有企业，无非是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世界各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都几乎无例外地存在由政府经营或监管的国有企业。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中，国有企业形成和存在的制度逻辑是不同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要彻底“改掉”国有企业，而主要是转换它所承担的制度角色。要选择和确定中国国有企业在未来人力资本运营的战略模式，必须首先明确国有企业在未来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质、作用和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一般是为了实现某种公共政策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企业，其存在与弥补“市场缺陷”有关，大多是在外部性较强或自

7、然垄断性很强的行业，政府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社会的特殊目标，才通过举办和经营少数具有特殊功能的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的运作和管理不是由一般的公司法来规范的，而是通过特妹的政治程序和行政法律规范来约束和规制的。因此，市场化改革一项攻坚任务或制度转型最根本性问题，就是在初始体制的“既成事实”给定的前提下，如何渐进地把国有企业从“各条战线”上撤出，使之变成仅限于特殊领域，仅出于特殊目标（公共政策目标）而少量存在的特殊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