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古代民主政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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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议我国古代民主政治的建设

2、第1　历史的步伐迈进新的世纪，人权与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但民主政治是人权与法治的保证，没有民主政治，不可能坐谈胡吹人权与法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经济基础，政治民主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的建设。近时期来，我们的大小电视受港台的影响，封建与资本主义的专制在国刮起了时尚的浪潮。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各级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却反常的出现了主人见公仆点头称那局那省的（如省长姓熊，人们就喊“熊省”，局长姓仇，人们便称为“仇局”）。

3、被称为“熊省”的大老爷们，你们可要考虑一下港台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别仿效了，这样做丢人格！但也正是这种把人民大众看成服从者的要员们，滋生了腐败，丝毫没有了民主政治，当然的做起了“家长”。人们总有一种感觉，大众盼望民主，而官员们却高瞻远嘱的说：民主不适应中国，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果真如此吗？民主是西方特有的吗？这仿佛在当代中国理所当然成了民主的沙漠，亟待西方民主甘露的滋润。其实，在中国古代许多专著中都有民主政治的记载。从《尚书》、《周易》等远古经典性政治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尧舜传说时代至于春秋，中国

4、曾经在氏族和贵族民主的古老政治传统（如废黜国君，选择国君等）。在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民贵”、“君轻”，“天视自我视，天听自我听”之类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政治理论与教诲。尤为可贵的是，这种政治理论和教诲非仅属欺人之谈，或不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盲目说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些政治典训不仅教化出无数为民请命，敢以匹夫之志抗命强权的仁人之志，而且作为一种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形成了在古代政治生活中限制君权、抑制官吏特权，表达民意（如每一级政府门前都设有一面大鼓，任何人都可以去击鼓鸣冤）和公众政

5、治批评（如谤木的设置）、建议、规劝、弹劾、监察，乃至于合法地废立皇帝的一套相当成熟的具备基本民主功能的法律、政治制度和传统。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极其生机勃勃，富于民主精神的时代。如果没有当时的民主环境，出现灿烂的诸子文化和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西汉、盛唐、明、清，历史也都出现过政治清明、知识文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文化灿烂的时代。如不曾发展一套适当吸收和容纳民众意志，承认一定的民主权利的政治机制，是难以想象的。如秦等少数朝代，由于政治体制中缺乏民主功能，虽武功强大也

6、迅速暴亡。甚至于在许多史家斥之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顶端”的明清时代，那些意大利、英国、法国派来的使节和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其合理性、有效性和优越性，都不能不表示共同的惊叹、羡慕。甚至建议西方借鉴和学习，这都是有当时的历史记载在案。顺便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人并非真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易于统治的愚民、顺民。连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亦曾自诫：“为政者当常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与沉溺于宗教迷雾的中世纪西方人相比，当时的中国人反倒更富于批评和反抗精神而难以统治。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在次数和规模上

7、，是西方不能相比的，这就是例证。人们常说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但这种权力也是以服从权力规则为代价的。如行政权掌握在辅助大臣宰相、军机大臣手中；司法权由大理寺、刑部掌握，他们依据各种成文法和习惯相对独立地进行审理；还专门设有都察院，负责纠察官员违法和司法不公。汉高祖曾多次欲立如意为太子，由于多数臣僚劝阻未果。唐玄宗面对一片跪倒的文臣武将，只能眼看着爱妃被缢死。苏武也曾慨叹谏官们权威之大：“言乃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倘若皇帝一意孤行，拒谏饰非，也有“死谏”或“尸谏”的。这等

8、于把昏君的骂名留给皇帝，把忠臣的美名留给自己，因而威慑力极大。臣僚们对皇帝的制约，是中国历史上较少出现寡头政治家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在传统上崇拜教化，不太迷信个人能力。皇帝一级并不觊觎军事家、思想家或学术泰斗身份。如刘邦曾说：“夫运筹惟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其天子的地位。因为皇帝们大多明白自己的任务在于“三者皆人杰，皆能用之”，那倾听臣僚的意见也就顺理成章的事了。皇帝的权力在于绝对的集

9、中，决策更多的是依靠群体。中国皇帝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垂拱而治”，而皇帝在许多情况下，执行的只是礼仪和权威的象征的功能，既使是初登基的儿皇帝、或年弱多病避居深宫不理朝政的皇帝，国家照样可以被治理地很好，这就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的中国民主政治的渊源。民主政治必须以简为本。现在我国政府官员多，劳动者负担重，这一点也是造成家长制、一言堂的另一重要因素。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现代化》记载明朝时全国共有12500个文官职位，其中一半在京城，一半分布在15个省和大约1500个地方机构。清嘉庆年间大约20000个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