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的“中国式”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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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公益诉讼的“中国式”闲局中国污染受害者通行的维权步骤是:上访__暴力一一上访，万不得已才想到法律。黄田港村的居民同样照此办事。在环境污染事件面前，“法律”这种现代社会最文明的武器，被视作最“下策”的选择。这样的局面背后，有着复杂的“中国式”背景。公益启蒙提起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的案子，黄田港村村民的态度有些嗳昧,这与之前记者的预想，相距甚远。“我之前是支持打官司的,伹后来想一想，官司赢了又能怎样呢?红粉污染能彻底解决吗?我们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好处？”村民刘惠恩坐在自家的方桌旁,出口成章,这个问题显然经过他长久的琢磨。记者在黄田港村

2、走访，提起码头带来的红粉污染，大多数村民都很愤怒,但提起打官司，很多人不愿多说，悄悄地走开了。正如刘惠恩自己所说，他态度的转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不信任法院的执行能力，二是对于没有直接的赔偿表示不满。此次公益诉讼的诉状上，一共提出了四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使港口周围的大气环境符合环境标准，排除对港口周围居民的妨碍；二、判令被告立即对铁矿粉冲洗水进行处理，消除对饮用水水源地和取水口产生的危险（威胁）；三、判令被告立即将黄田港（锡北运河）和港口附近的下水道恢复原状、铁矿粉泥作无害化处理；四、本案诉讼费用（含鉴定费、律师费）由被告承在刘惠

3、恩看来，这些诉讼请求中，只有第一条与村民们的利益有关，但就算这一条，他也不相信，法院真的能够让港口的铁矿粉污染彻底停止。刘惠恩宁愿相信政府的承诺__今年堵路事件以后，5月14日,江阴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黄田港村村民围堵事件，会议纪要中，政府承诺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的铁矿粉经营点，将于2010年年底以前搬迁，黄田港村的红粉污染,将彻底结束。村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此次公益诉讼中,没有要求企业对黄田港村村民进行民事赔偿。对于村民的这些想法，公益诉讼案代理律师之一吴晓宇也非常清楚，他曾经向村民解释:“我们这是公益诉讼，不包括对你们的

4、民事赔偿。你们的赔偿要求，应该通过另外的诉讼来解决。”但是，村民是否能够理解公益诉讼的意义，吴晓宇感到不太乐观。“公益诉讼，不是为特定一些人的利益，而是为整体的环境利益、社会利益而提起诉讼。村民想要得到民事赔偿，但没有能力打官司，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和法律援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黄田港村村民的暧昧态度，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这样评价。在王灿发看来，黄田港村村民在此次公益诉讼中的表现，正好反映中国“公益诉讼”的尴尬境地一一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案例一片空白、公众因为不能得到“直接”利益而对公益诉讼漠不关心。这是一个公

5、益精神有待启蒙的年代。王灿发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公益诉讼的定义。江苏石梁河水库库区，曾受到上游企业排放污水的污染，库区进行网箱养色的97户农民，因为水污染受到重大经济损失。这97户农民申请法律援助以后，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最后获得了总计500多万元的赔偿。污染还造成了库区野生鱼群的大量死亡，总计大约600多万元的损失，但法庭没有判定企业对这部分损失进行赔偿。王灿发教授指出，这个案件中，农民对自己利益的伸张，属于一般民事诉讼的范围，而野生鱼死亡要求的赔偿，就是公益诉讼的范畴。“有具体的受害人的，就不是公益诉讼。”谁来“管闲事”？正因为环境公益诉讼没有具

6、体的受害者，所以，公益诉讼，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管闲事”。在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文化下，谁来“管闲事”，是环境公益诉讼可能得到突破的关键。无锡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赵卫民庭长告诉记者.无锡环保法庭成立时，法庭把检察机关,作为担当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最重要的期待。按照定义,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以维护法制的法律监督的机关，检察机关应该也有责任维护国家的环境利益，根据现有的国情，检察机关担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是完全切实可行的。但是，赵卫民发现，真正回到实践中,情况却不是想象的那样。“检察机关的其他法定的职能任务非常繁重.加上法律

7、规定的不明朗，给检察机关额外加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也不现实。”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是，检察院角色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是监督法院工作的机构，如果让检查机关成为原告，站在法庭上与被告平起平坐、似乎有违之前检察院“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定位。“只要是对簿公堂，就有输有赢，也就是说，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有可能败诉。但同时，检察机关又有抗诉的权力，它自己败诉，自己提出抗诉，可以吗？”赵卫民庭长分析。出于这样的考虑，无锡环保法庭把原告期待扩展到热衷于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组织的身上，但由于中国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它们依旧未能承担起“管闲事”的重任。王灿发教授长期致力于推

8、动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他发现,很多社团法律力量非常薄弱，甚至根本就没有法律人才，所以他们很难很快地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