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行动单位与农业灌溉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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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行动单位与农业灌溉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单位与农业灌溉的区域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查农田水利发现，农业灌溉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种水稻却放弃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而自建一个机井加堰塘的小水利，独自解决灌溉问题。这不仅大大增加了经济成本，而且十分操劳，而在另一些地区，农民不仅能很好地使用国家建设的大中型水利设施，也能很好地使用和维护本村、本组的小型水利设施，并以村或组的规模实施灌溉，不仅成本相对低廉，而且组织有序，灌溉有保障。再如一些农村地区，村级组织在农业灌溉中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农民各自为战，屡屡发生人为性干旱，而在另

2、一些地区，村级组织和村民小组是农业灌溉的基本单位，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组织农业灌溉十分有效，即使出现干旱，成灾率也较低等。　　农业灌溉为何会出现上述区域差异，构成这种区域差异的机制是什么？如何解释农业灌溉中存在的这种区域差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不过，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十分不够，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从资源和制度层面关注农田水利的困局，很少涉及农业灌溉及其区域差异。有人认为，当前农田水利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资源短缺，诸如水利设施老化、新建项目少，水利设施不配套[1]等。资源短缺的确是当前农田水利供给的一个制约因素，但资源视野中的水利问题，实质是一个政策问题，这一问题

3、的潜在推论是，只要增加水利投入，完善水利设施，农业灌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显然，这一视野将乡村社会屏蔽了，带有浓厚的想当然成分。另有人认为，农田水利供给不足源于水利设施产权不明晰，解决办法一是进行巿场化改革（如拍卖、租赁、承包），提高水利设施的使用效率[2]；二是通过建立农户用水协会来连接个体农户与水利单位的供水关系[3]。这两种思路的潜在推论是，农业灌溉是农户自己的事情，理性化的农户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这一推论实质上将农村社会、农民抽象化了，因为它并未告诉人们农民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灌溉问题，合作还是单干？农民为何合作，又为何单干？　　在以前的相关研究中，我们曾指出，农田

4、水利供给状况与乡村组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人民公社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4]。农村改革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乡镇村治理结构的建立，新型的乡村组织系统与原有的水利系统出现断裂，农田水利供给、管理与特定区域村庄性质的关联性凸显出来[5]。具体来说，人民公社时期，国家自上而下建构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并通过各级组织垄断社会资源，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了强制性合作灌溉模式，这种灌溉模式与国家政策、制度关系较大，而与村庄本身关系不大。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一方面，乡村组织对农民的控制力减弱；另一方面，国家逐步退出基层水利供给领域，农民的灌溉行动便与特定的村庄联系

5、起来了[6]，即在有些村庄，农民在农业灌溉中能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在另一些村庄，农业灌溉以单干为主。本文以宗族型村庄和个体家庭型村庄为例，分析这两类村庄农民灌溉行动的差异及其社会基础。　　二、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及农民的灌溉行动　　以农民行动单位为视角，我们可将村庄划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四种类型[7]。所谓农民行动单位，是指农民认同一个自己所属的群体，这个群体具有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理由。比如在有些农村地区，农民的宗族意识较强，宗族构成农民的认同单位，宗族情感与伦理成为人们行动的重要理由，这类村庄便是宗族型村庄。在另一些农村地区，农

6、民已成为典型的经济人，家庭利益是人们确定自己行动的最终和唯一的理由，这类村庄即是个体家庭型村庄。　　（一）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及其特点　　1.宗族型村庄　　宗族型村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自然村规模较大，且多为单姓村或主姓村，村内祠堂林立，每一姓氏都重修了族谱，宗族文化氛围浓厚；第二，村民的宗族荣誉感强，为捍卫宗族荣誉，出钱出力理所当然；第三，同一宗族的人关系紧密，相互帮助，不会过于计较相互之间的利害得失；第四，不关心宗族利益或荣誉的人，会受到村民的排斥甚至谴责；第五，宗族的情感和道德是人们行动的重要准则，人们相互间的行为既可预见，也可期待；第六，村落共同体意识强，村庄

7、具有很强的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在村落里能够获得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第七，人们外出务工赚钱后都愿意将房屋建在村庄，而不是建在镇上或在城里买房等。　　2.个体家庭型村庄　　个体家庭型村庄的特点是：第一，自然村规模小，多姓杂居；第二，村内既无祠堂，也没有哪个姓氏重修过族谱；第三，宗族不仅已经解体，而且村民的宗族意识也基本消失，很早就有兄弟不共财，共财两不来和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第四，村民的人情往来以个人为中心，理性化倾向明显；第五，村民的生活面向朝外，没有人关心村庄的未来；第六，村民注重实时消费，很少有人愿意花巨资建房，有钱的村民即使想建房，也往往建到镇上或交通路口而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