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安一中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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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诏安一中校本教材诏安侨胞与台港澳同胞　　历史组王正宝诏安地处东南沿海，有着交通海外的便利条件。先民出国，可溯至唐末，而到台湾垦拓，则起于元初，之后数百年，县人飘洋过海往异国他乡谋生，“历禁而不能止”。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华工出国，西方殖民者在厦门、汕头设立“卖人行”，更有大批贫苦县民应募到东南亚及美洲当“契约华工”。其时，开始有人移居香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移民中断，相反，却有众多惨遭战火洗劫的东南亚华侨辗转回乡避难。战后，华侨多返回侨居国，同时，县人也有不少到台、港、澳求职。　　新中国成立后，出境定居人数大为减少。诏安设立侨台事务机构，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维护“三胞”合法权益的政策，

2、并妥善安置归国难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归侨和“三胞”眷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好接待联谊工作，为“三胞”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回家乡省亲谒祖、观光投资、赞助公益事业的“三胞”络绎不绝。1996年，全县“三胞”约102.2万人(其中台湾同胞75万人、香港澳门同胞0.4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县内归侨、台籍同胞和“三胞”眷属21.8万人。梅岭镇、秀篆镇分别为主要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建设农场、梅洲侨场分别为印尼、越南归侨集中安置地。1978～1996年，全县共接待“三胞”25万人次。第一章　侨　胞第一节　出　国　　唐僖宗年间(87

3、4～888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黄巢义军至漳泉一带，诏地有人加入。义军失败后，一部分诏籍将士前往苏门答腊(印尼)、安南(越南)、石叻(新加坡)一带。宋代，随着梅岭港海运业的发展，海商有的长期“住番”于蓝里(苏门答腊属地)等商埠，亦有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乘货船往南洋谋生。宋末元初(约1275～1282年)，南诏张达和陈植、陈格兄弟率兵勤王，护卫幼帝赵昞流徙于崖山，寡不敌众，终为元兵所破，其残部有的远遁南洋。陈吊眼领导的畲汉抗元义军，亦兵败南诏境内白叶峒附近。元军进据南诏后，对诏地民众大肆血腥镇压，抗元将士的乡亲、宗族受害更甚。在此境况下，不少人逃亡安南境内的占城、交趾或流徙他国。以后，元世祖

4、忽必烈数次在东南沿海招募兵勇，远征爪哇、安南、缅甸、暹罗等东南亚国家。邑人被召充当水手者不在少数，到南洋后有的便借机逃匿他乡，成为侨民。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为防拒倭寇，朝廷严令“海禁”，梅岭港一带望海为田的生民，生活来源断绝，有人只好铤而走险出走南洋。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除，诏人取海道出国的逐渐增加，其时“贩吕宋者，或拆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　　清初，诏安参加郑成功部队和天地会的人，有的随军到台湾，也有不少人走出国门。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海禁”，进而颁下“迁界令”，逼迫界内居民一律迁入内地，

5、“诏自悬钟以至五都铜山皆虚为地”，县民流离失所，一些人便设法外逃。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海禁方除，海外贸易恢复生机，庶民过洋谋生听便。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时禁时开，诏安民间出国亦时伏时起。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到中国招募廉价劳动力，“船租免出钱，契约抵八年”，陷于困境的民众将卖身当契约华工视为一条生路，这在介于开放商埠厦门、汕头之间的诏安尤为突出，清代出洋人数远远超过元明的总和。深桥镇溪南村的陈永源，就是于同治六年(1867年)卖身给人贩子，被贩运到古巴采矿，8年期满后与当地一土籍女子结婚，光绪十八年(1892年)举家回国定居，而其子女后又陆续出洋到古巴、泰国谋

6、生，在那里蕃衍生息。　　自民国元年(1912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诏安连年兵灾匪患，治安混乱，经济凋敝，群众只得谋求出洋另找生计，从而形成出国的高潮。这一时期，县民过洋的近4万人。其中，有破产的农民，也有逃债的商人和失业的工人及知识分子，以男性青壮年居多。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群岛先后沦陷，福建沿海海上交通受阻，不再有移民出国，相反却有不少惨遭战火洗劫的东南亚华侨从陆路辗转回乡避难。抗战胜利后，大批归侨返回原侨居国。由于战争伤痕深重，大多数侨胞沥血流汗积累起来的产业被洗劫一空，家乡亲人是“等信者多，出去者少”。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到处抓丁、派捐，人民生活困苦，而

7、东南亚国家正值经济重建，需要劳力，诏安又有人陆续过洋，截至1949年，全县在国外人数逾5万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亚各国相继采取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政策，而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只有少数人为继承产业申请出国，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排华事件，出国定居的人更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怕受“海外关系”牵连，少有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1949～1979年，全县出国人数5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