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的邵飘萍新闻职业意识的萌芽及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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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的邵飘萍新闻职业意识的萌芽及其表现关于的邵飘萍新闻职业意识的萌芽及其表现导读：说出百姓心声。他认为记者应“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胡逸民曾这样描述邵飘萍：“谈话间，他总是对反动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痛骂不止，毫不顾忌。”　　2.行为层面上，邵飘萍践行他的新闻道德观，与权贵斗争，代表民众发声。邵飘萍一生曾三次入狱、《京报》两次被封、几度流亡日本，数摘要清末民初是我国新闻职业形成的重要时期，邵飘萍是新闻职业形成的代表和先驱。他的职业意识表现在四个方面：新闻道德的职业化、新闻内容的职业化、新闻业务的职业化和新闻教育的职业化。　

2、　关键词新闻职业化邵飘萍清末民初　　廖金英，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四川省教育厅项目“本雅明文化传播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11SB024）　　从19世纪70年代国人开始自办报刊至20世纪20年代，报人只是被描述为论政报国的文人，其最佳归宿是通过办报实现政治理想后，掌握政权从而达到从政治国的人生理想。而清末民初的社会状况发生转变，使报人脱离原先所属的“士农工商”的第一阶层“士”而开始进入一个全新领域——“新闻职业”，职业化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原来的报人也相应成为新闻职业者。可以说，民初的职业流动是形成民初新闻职业的社会条件，职业意识的

3、萌芽是传统文人向新闻职业者转化的内在动力，职业制度是新闻职业形成的根本保障，职业组织的建立为新闻职业团体捍卫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基本阵地。[1]　　邵飘萍活动的时间正处于清末民初新闻职业形成之时，他不仅见证了新闻职业的形成，也是新闻职业化的思想及行动先驱。本文从我国新闻职业意识形成的角度出发，探讨邵飘萍新闻职业思想的表现。　　邵飘萍是一代名记，从1912年赴杭州办《汉民日报》开始进入新闻界。1916年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两年内发表文章250余篇以及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同年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创办《京报》，与此同时，又与蔡元培、徐宝璜一起创立

4、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是少见的新闻领域全才，当过特约记者、编辑、社长，创办过报社、通讯社，从事过报社经营管理、新闻教育。在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性的，这种贡献使与他同时代的新闻界人士望尘莫及。他的新闻职业意识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新闻道德的职业化、新闻内容的职业化、新闻业务的职业化和新闻教育的职业化。　　一、新闻道德职业化　　职业首先是一种道德理想，“职业主义”从一开始便界定了善的行为标准、美德的特征和道德承诺。[2]邵飘萍自觉地将新闻事业提升到道德层面，突出强调其社会责任和道德期许，这集中体现在他在意识上对新闻从业者道德修养的

5、强调、在办报实践上对道德原则的践行以及在制度建设上对新闻立法的深思。具体而言，邵飘萍的新闻道德职业化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思想层面、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　　1.思想层面上，邵飘萍的职业意识体现为对自我及新闻从业者的道德期许。他曾亲手书写一幅字悬挂于报社墙上：“铁肩辣手”。铁肩，乃铁骨铮铮，所谓“辣”，言厉也。“铁肩辣手”改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本强调传统士大夫的社会担当及忧国忧民情怀，而在邵飘萍这里，将“妙”改为“辣”，寄予的期望正是他对于新闻职业的道德追求，他理想中的记者应人格独立、敢写敢言、不畏权贵、秉笔直书。　　邵飘萍推己及人，将这

6、样的道德期许推广到新闻从业者群体当中，这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衍化。在《京报》创办之时，有不少报社、报人畏于权贵之淫威而三缄其口，唯唯诺诺只求自保，妙笔雪藏。邵飘萍常常勉励报社同人，认为只有言辞激烈、立场鲜明地报道、评论才能激荡社会浊气，真正说出百姓心声。他认为记者应“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3]胡逸民曾这样描述邵飘萍：“谈话间，他总是对反动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痛骂不止，毫不顾忌。”[4]　　2.行为层面上，邵飘萍践行他的新闻道德观，与权贵斗争，代表民众发声。邵飘萍一生曾三次入狱、《京报》两次被封、几度流亡日本，数次受到警视

7、厅威胁。邵飘萍撰文评说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的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认为当时政坛轮番上演的议和、停战、退位、迁延，只不过是袁世凯帝王思想在作祟。[5]文中直呼袁世凯为袁贼，其强烈的爱憎好恶表露无遗。他也讽刺军阀张作霖，在1925年12月7日《京报》推出的“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上，在张作霖及张学良的照片底下文字描述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依然不改辛辣本色。在其文《飘萍启事》中戏谑章士钊、讽刺段祺瑞，可谓豪气干云。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知自己已被权贵记恨，却毫无惧色，并严词拒绝了张作霖的30万元的收买费。这是新闻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