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社的秦家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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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合作社的秦家坎实验公益人的创意与推动，催生了一场村庄的经济自救。他们带去的不是“鱼”，而是“渔”。“90%的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杨运金一边说，一边端起身边凳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小口。不时有人从他身边经过，每一个都微笑着和他打招呼，“杨队长，忙呢？”他点头，报以微笑。杨运金是四川德阳市遵道镇秦家坎三组队长。57岁的他在三组威望颇高：尽管全组只有他一家姓杨，可在过去十多年中，他做了两任队长，加起来有八年多。现在，他又迎来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在高票当选三组合作社领导小组组长后，带领59户村民进行了一场“完全村民自治”的合作社

2、实验。香港乐施会成都办项0干事陈汉信全程参与了合作社的组建。他说，放到整个灾后重建的背景下，三组的合作社实验无疑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而授之以渔，推动贫闲地区自我发展，也是一种新型公益扶贫模式。自救设想秦家坎距离绵竹只有7公里的距离。这个村子“依山傍水”__正因为依着龙门山脉，汶川“5.12”大地震后，三组死亡51人，房屋99%倒塌，整村重建。重建房屋后，三组每家每户都背上了至少2—3万不等的债务。对于震前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村民来说，债务无疑成了挡在新生活面前的“大山”。“夸张一点说，连颗螺丝钉也买不起！”杨运金无

3、奈地说。三组是秦家坎村15个小组中最贫困的村小组之一。地震破坏了灌概系统，导致水稻等需水作物停种两年。现在主要种植汕菜、玉米，汕菜基本自己榨汕吃，地里出的粮食都是自给自足，没有东西拿去卖钱了。香港乐施会为三组灾后重建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这是由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年轻人于1976年在香港成立的NGO组织。北京绿十字成都办是乐施会的合作伙伴。这同样是一家十分关注农村建设的环保公益组织。绿十字成都办的王玲是乐施会陈汉信的搭档。他们认为，对于灾民来说，“房子建起来相对容易，综合生计却是个大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帮助村民自救的路子。他们分

4、析了秦家坎的资源和困难：自从绵竹两大蔬菜基地城镇化之后，当地的蔬菜就只能靠彭州与成都供应，种植蔬菜是一个机会，可是，人均6分田，土地资源稀少，单门独户地发展肯定无法与市场竞争，“有了规模才行”。由此，组建合作社的想法初步诞生。陈汉信和王玲决定让三组的干部们自己去感受什么是合作社。2009年3月，三组的部分干部去绿十字参与的四川五山项目做考察。村主任李军说：“去了三天，都不想回来了。”过后，村干部做出了大致判断：“五山那边比较偏僻，交通也没有我们这边好，但是那边人的意识超前。”2010年初，村干部姜忠友去成都参加南都基金会组织

5、的合作社学习班，主讲老师是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教授。学习回来的姜忠友告诉其他人：“合作社一定要搞。”队长杨运金去浙江德清考察。他去了一家投资相当大的养鸭城，一个大户发动周边老百姓来养鸭，提供鸭苗和饲料。考察一圈儿，杨运金自己分析：大户只管把饲料推出去，饲料赚钱，鸭子赚不赚钱无所谓，“相当于老百姓为他一个人打工”。彭州一家蔬菜公司找上门来，要跟三组合作。合作方案是对方投入资金，三组以土地入股，对方拿三分之二利润，如果赔钱，三组没有任何收入。对方还说了解上面的政策，可以申请到国家补助，拿到补助了，田里收成好坏无所谓。“风险太大，我

6、们控制不了。”杨运金拒绝了对方。走向合作社几番考察下来，杨运金总结：“我发现，其他合作社大多是‘公司+农户’、‘大户+农户’的组合，最后利益都被公司和大户拿走了，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受益。而我们的合作社是要让大家都富裕起来，都要平等。”的确，“公司+农户”和“大户+农户”是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社主要的存在形式之一，可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农民至今没有成为主体。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表示：只有政府有积极性，可是这种积极性必然内含着资本剥夺资源的、外来产业剥夺农民的特点。“公司、大户会不顾一切索取土地，不会珍惜，几年下来土地根本不能再种什

7、么，”陈汉信感慨到，“土地，是农民的根、农民的命，失去了土地，农民怎么活？”最后，陈汉信、王玲和杨运金他们确立了三组合作社的核心内容：完全的村民自治，让老百姓真正赚钱。可村民们一开始并不领情。开了几次村民大会，也无多大效果。有村民表示：“五几年的时候参加合作社，后来饿肚子，我们是怕走上回头路。”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怀疑观点。陈汉信说，村民们有这样的反应也正常，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合作社就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农村的集体化。2010年6月，村里再次召开大会讨论。杨运金向大家介绍加入合作社的两个主要条件：一是收回河滩地，二是收回废

8、墟地。给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结果，一个晚上过去了，报名的人寥寥。有村民找到杨运金说：“河滩地收回没有问题，统一开发也很好，可是废墟地不能给你，还要盖房子呢。”也有村民说：“种核桃，三五年才会见到效益，你这是搞着耍吧。”干部做群众的工作，可是效果甚微。后来，他们又请来绿十字创始人、主任孙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