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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的若干思考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迅猛、成就辉煌,理论论着琳琅满目,研究成果数量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就出版档案专着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1]这表明档案学在国内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展示了我国档案学自身生机勃发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透视繁荣的背后会发现,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研究方法僵化和教条、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食洋不化的研究风气等,而影响我国档案学研究全局发
2、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从而使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问题谈点个人思考与认识。 思考之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研究所要达
3、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由于“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研究者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
4、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2]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
5、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3]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
6、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 笔者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本质规律对档案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问题是档案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它的主流。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逐渐
7、成为自觉不自觉的集体“冲动”而使研究者们趋之若鹜,从而导致“为学科理论体系而学科理论体系、把学科理论体系当作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使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现实渐行渐远。特别是当今“档案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感到疑惑,需要档案学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就难免会令人质疑,学科建设也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档案学学科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档
8、案工作现实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对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理解和解决。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很赞赏那种真正的档案学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那种不知“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何物、为思辨而思辨的“书斋式”、“经院式”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笔者分析档案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在探索档案学体系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笔者在此强调我国目前档案学研究应当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向问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