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学论着规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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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汉学论着规范的探讨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着的关注、介绍乃至，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着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着”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2、一些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面：一，汉学论着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要求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二，由于这项工作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3、》一书的中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原则和规范的理解。一．文化的还原寻根溯源是汉学论着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为“彭彪”（第

4、页，注），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着，赵刚，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倒数第行：“储同舒（音，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此处把“Ch’uTung-Tsu”误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着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年）一书中第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

5、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注，Villageandto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汉语大辞典》第册，页）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又此书页，注，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

6、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

7、：“如原书页‘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作‘在记载公元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应作‘在《后汉纪》——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文中绝对杜绝。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8、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entators”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袁筱一等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着《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年）第、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