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为其难日本人如何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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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勉为其难日本人如何研宄中国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出于“西方一员”和“亚洲一员”的双重立场，既不满于美欧学者以“东方主义”观察和研究日本（比如鼓吹“日本异质论”），又在观察､研究中国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往往带着一种优越感，热衷于抓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表达中国“全体像”｡现在，日本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报道､评论可以说“无日不有”;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书名上没有“中国”字样而内容涉及中国的书）可以说“无周不出”;此外、大企业､大商社有关中国各个经济领域的报告，其资料之详尽，分析之细致，令人感到惊叹｡然

2、而，如果以此证明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的研宄很深入､很有水平，那就大谬不然了｡最近，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防卫大学校长）在一篇书评中，面对中国经济左右日本景气动向的程度越来越深的现状，提出“（日本人写的）有关中国经济的好书多吗？”的疑问，他接着提出自己的感觉是：“首先，充满数学公式的经济学书籍，笔者读不了｡通讯报道式的采访中国经济的书读来轻松，但这些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庞大中国经济的实际，则令人感到茫然｡有关中国经济各个专门领域的书，大多仅分析中国经济的一个局部，未能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全

3、体像’”｡笔者也认为，所谓中国研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透过现象抓本质，切中中国发展的特质，提示中国发展的“全体像”｡如果对于中国经济“全体像”都不能提示，那么、要求日本的中国研宄者提示包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在内的整个中国“全体像”，就更加勉为其难了｡二战后开始建立研宄机构曰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从日本的有关中国研宄的组织机构可见一斑｡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于1946年成立了战后最初的中国研宄机构“中国研究所”，其后，又以该所为母体于1951年创设了“现代中国学会”&

4、#65377;这两个组织主要由战前､战争期间在“满铁调查部”､“东亚研宄所”等为当时日本“国策”服务､从事所谓“支那研究”的研究者构成，不过在战后已不再是“国策研宄”机构,在人事和资金方面基本上没有政府背景和支持，仅在创立之初从当时的“大东亚省”（外务省前身）获得10万日元的援助金｡由于“中国研宄所”带有左翼色彩，因此无法与日本政府的“国策研究”挂上钩，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在经费方面自然受到很大制约｡1953年日本“亚细亚政经学会”（简称“亚政经”）成立｡当时美军的占领期已结束，日本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

5、#65377;与“中国研宄所”不同的是，“亚政经”具有较明显的“国策研究”色彩，或多或少得到内阁官方调查室､外务省亚细亚局的资金支援，最初的理事会成员除研宄人员外，也包括了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以及财界人士｡“亚政经”成立后最关心的是当时美国的中国研宄及亚洲研宄的动向｡1957年，“亚政经”几名主要理事经由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的秘书牵线，在箱根与岸首相见面，提出了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建议｡岸信介接受了这个建议，经通产省的批准于1958年设立了“亚洲经济研宄所”（简称“亚经研”）｡“亚政经”和“亚经研”这两个组织原本

6、要以“国策研宄”作为发展方向，但随着I960年岸信介下台，两者尽管依然能得到曰本政府和财界的资助，却未能起到直接参与日本政府的外交､安全､对外经援等政策制定的作用,与过去“满铁调查部”等“国策研究”机构相比，“亚政经”和“亚经研”的研究者可以相当自由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活动｡仍有“集体想像”的成份与此同时，美国却早于日本将中国研宄作为“国策研究”加以推动｡比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于1969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时、专门论述了研宄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美国之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

7、#65377;1979年中美建交后,近现代中国问题研宄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这对当时日本的中国研宄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当时日本通产省下属组织的“亚经研”，越来越关注对中国的研宄，努力推动日本的中国研宄向“国策研宄”发展，至少要对日本经济官厅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发挥作用｡“亚经研”曾多次邀请中国政府部门和研宄机构的研宄人员到该所参与研究｡笔者曾于1996年到该所研究中日经济关系，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