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行贿罪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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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行贿罪的司法认定【正文】　　单位是市场主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单位行贿的危害范围、严重程度、腐蚀能力势必超过自然人行贿，单位在经济往来中给付、收受回扣的行为比比皆是且屡禁不止，单位行贿刑事司法实践与犯罪现实情况出现脱节。立法机关精心设计的单位行贿罪没有予以高效适用，没有起到刑法规范预防性、警示性、实用性效果，立法成本的高度投入并未经由刑事司法实现“基础性的刑法规范收益”。行贿犯罪刑法理论亟须基于刑法解释设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定标准。　　一、单位行贿意志的分析与判断　　在行贿犯罪的语境下，应当赋予单位犯罪意志整体性主观特征全新且深入的刑

2、法解释。从逻辑上分析，单位成员先形成个别行贿意图，然后通过客观途径整合为单位行贿意图。在此流程延展过程中，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个别行贿意志渐次被单位行贿意志吸收。整体性的单位行贿犯罪意志主要表现为：（1）在单位领导决策后，由业务部门的直接负责人负责、业务员具体执行回扣给付的指令；（2）单位内部章程、工作手册、备忘录、合同等书面文件明确规定或约定了销售产品的扣率；（3）单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部门主管在授权范围内，未经集体讨论，单独进行的、满足单位不正当利益要求的贿赂决定等等。（4）贿赂资金从单位账簿支出。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司法机

3、关应当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查询系统，以此为基础建构单位行贿间接故意判断规则。根据高检院下发的《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行贿犯罪档案信息覆盖各级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行贿犯罪的单位和人员。各级检察机关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一般属于被动接受有关单位查询；少数操作较为成熟的检察机关，也只是向有关招标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取消行贿单位的投标资格或者扣减信用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完善与行贿犯罪档案相关的工作机制，不仅需要及时将已经查证属于的经营单位职工行贿的相关信息纳入系统，而且应当将之明确告知行贿人所在经营单位，督促该单位强化财务制度

4、和业务管理，有效杜绝行贿行为的发生。如果经营单位在检察机关告知后仍然多次发生经营单位职工行贿案件的，就应当认定单位放纵、漠视其成员的行贿行为，主观上符合单位行贿的间接故意要件。单位行贿罪属于故意犯罪，但并不意味着其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单位给予回扣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是不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排除了犯罪目的的限制，也剔除了直接故意的桎梏。单位不知个别成员行贿促销固然欠缺单位行贿罪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单位销售部门成员频繁从折扣中提取部分“公关费”且经检察机关告知后并未整顿的事实，足以说明单位明知无法控制巨额折扣的贿赂趋向，却纵容单

5、位成员行贿。单位对其成员具有监督管理责任，单位成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单位。从行为逻辑上分析，单位领导在业务活动中从事代表行为，单位成员从事职务行为，然后通过内部管理机制整合为单位行为，应当由单位承担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单位成员行贿行为的刑事责任。因此，“告知行贿事实—仍旧继续行贿—间接故意成立”的司法判断规则符合单位犯罪与犯罪故意的刑法原理。　　二、单位行贿行为的组织与执行　　单位行贿实行行为的客观表征与自然人行贿实行行为如出一辙，因此，司法机关无法从客观方法直接求证单位行贿与自然人行贿的界限要点。但是，单位行贿组织与实施的程

6、序性特征能够成为辅助性证据，侧面分析印证是否存在单位行贿的事实。单位行贿行为通常按照单位设定的回扣、手续费给付规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单位行贿行为通常不是由一人完成，而是需要单位内部的几个人、甚至单位内部人员与单位外部人员共同完成。这便要求单位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照章办事”。一旦在支付贿赂过程中发生数额、对象、渠道的变化，一线操作人员将层层反馈，以便单位及其管理层能够及时权衡不正当利益与贿赂犯罪的行为风险、刑罚成本，顺利抛出“应急方案”。较之单位行贿而言，自然人行贿具有较大的随机性、任意性，犯罪环节转换粗糙、人员配置简单，缺少

7、领导与分工。行为人根据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引诱受贿与给付利益的有效方法。　　单位行贿的程序性决定了实施部分犯罪行为的非核心单位成员无需因为单位犯罪的双罚制而承担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主要是由于该单位成员仅仅完成了一般性的、阶段性的分配工作，在整个行贿流程中处于不具刑法实质判断价值的边缘环节。单位中的自然人对于是否实施、如何实施行贿犯罪行为一般没有选择与放弃的权利，这均视先前的岗位设置与部门主管的安排而定。在客观上实际参与单位行贿犯罪的行为人必然大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人。例如，单位出纳虽然直接将现金或是支票从单位划出、打入贿赂

8、相对方处，但其可能并不了解该支出行为在整个贿赂程序中的犯罪性意义，不能将之认定为行贿人；经理助理在附回扣销售中认识到了行贿犯罪的性质，并且提出异议或者明确表示不愿参与，却因服从领导关系、岗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