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青楼文学视域下的《聊斋志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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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志异》创作与青楼文学关系密切。从青楼文学视角解读《聊斋志异》对研究《聊斋志异》寓言化故事及其与同时代文学之联系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青楼文学；聊斋志异；赠妓诗；影梅庵忆语　　：A　　青楼文学，陶慕宁先生在其《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倡其说，认为“凡以烟花女子为描写对象或反映男子与她们流连奉酬时的心理感受的文学作品都属青楼文学之列。”[1]（P4）《聊斋志异》一书多“花妖狐鬼精魅”之奇谈，然其着眼点仍在于人间。正如近藤春雄所云：“唐代爱情小说，即使男性和仙女或狐狸化为美女结交……大体上所描绘的是和妓女的交往。”[2]（P180）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寓言”创作观的折射。另外，“

3、当小说创作与其他文体一同构成了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现象时，无论从创作上还是接受上，都有了新的特点，即使一个小说家不具备对某种生活现象的审美判断，他也会在时代风气的裹挟下，从中找到自己创作的位置”[3]（P352），则是从时代风气与文学创作背景的外因上揭橥小说创作的。　　考察一部小说的成因，大抵以此二端，即内因与外因。笔者于本文也试图从这两方面考察青楼文学与《聊斋志异》的关系。　　从内因方面来看：《聊斋自志》是蒲松龄自道《聊斋志异》一书的创作初衷、创作取源、艺术处理等的重要文献。在《自志》中，开篇即云：“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4]（P1）“披萝带荔”出

4、自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牛鬼蛇神”典出杜牧《李长吉歌诗叙》：“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蒲松龄开篇即道出屈原、李贺二人作为其创作取径，借鉴二人创作臆想天外的创作手法来标榜自己小说创作的虚幻荒诞固毋足论，后世论者也多从此方面探讨蒲松龄对屈原、李贺等“楚辞派”的取源。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一点就是，屈原诗歌中大量的“香草美人”譬喻，《自志》典出的《山鬼》就是一篇“美人赋”；李贺有寄托尤深的《苏小小墓》，以李贺的创作风格，并不排除此诗中的自况或他况。以“美人”的自况和他况可以说是屈原以降，中国文学中以示寄托的惯用手法。而李贺就是屈原之后运用此

5、种创作手法的大家。蒲松龄首倡二人，笔者认为只是标榜自己创作小说吸取二人臆想天外的创作思维未免浮露，其实更多的是蒲松龄对二人在创作手法和创作精神上的继承。而且这种以神仙、狐鬼精魅为际遇的方式，以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和唐初张文房《游仙窟》为著，而是张文房之《游仙窟》已把青楼妓馆幻化为“仙窟”，妓女美化成带有仙气的神女，这种仙化和神化妓女的创作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小说创作。　　从外因方面看：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云：“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想，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末

6、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噱，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5]（P75）盖以明末青楼女子映照《聊斋志异》中狐女，与近藤春雄之论唐传奇中的“仙女或狐狸化为美女”的观点不谋而合。　　明末清初出现大量的狎邪笔记，著者如余怀《板桥杂记》、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等。余怀于《板桥杂记序》中道其创作初衷云：“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6]（P3）大抵以写青楼女子命运之书以托旷怀，道人生运命际遇与国家盛衰之感慨。在狭邪笔记中，青楼女子多蕴含文人的自况意味，倪慧颖在《论清代文

7、人对青楼名妓的文化书写及演变——以狭邪笔记为例》一文中说：“怀才不遇、寄人篱下、漂泊无依、心灵不得自主的处境在乾隆中晚期随着游幕的普及已然成为文人的普遍存活状态，与名妓的身世相通之感渐成为中下层士人的普遍心理，在文人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着空前强烈的表现。”[7]以笔者看来，局限于“乾隆中晚期随着游幕的普及”才出现“与名妓的身世相通之感渐成为中下层士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年代未免限制过死。《板桥杂记》是写明末淮扬青楼名妓轶事之书，已能读到浓重的文人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