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路径的启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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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路径的启示分析芬兰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卓越表现，吸引了各国专家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对芬兰基础教育成功经验的探索和研究迅速成为教育政策分析的热点。研究者普遍认为，芬兰教育能取得今日的辉煌成就，主要归结于教育改革采纳了渐进式模式。这一观点有效解释了芬兰政策改革的持续性，然而改革过程也被简化为一系列因素和举措的增量作用，与政策改革现实的复杂状况相去甚远。在全球政治的影响下，芬兰模式进而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甚至意识形态，负面的声音被选择性地忽略。为了打破对芬兰教育体制“神话”的研究模式，笔

2、者采用“历史—诠释”的视角，对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芬兰教育改革进程进行重新审视和挖掘，剖析芬兰从落后的等级化教育体制到PISA测试成功者的跃迁之路，还原其真实的改革进程。一、芬兰基础教育变革范式的标签化过去二十多年间，全球范围内公共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教育体制、教育生态、校园权力结构、课程、教材与教法等均呈现出新的景象，学校组织也经历了实质性的变革。[1]虽然各国在教育体制变革方面各有千秋，但总体而言，其改革模式大体可以分为渐进式与激进式两种。激进式变革又称“休克疗法”或“大爆炸”，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前苏联和

3、东欧各国经济与政治转型中被采用，后又用于教育改革。激进式改革者认为，“一步走”的剧变方式能够迅速打破旧的僵化体制，按照理性“目标模式”的最优路径重新构造全新体制。初始阶段的改革成本或许较大，但由于体制的迅速跃迁，可以避免路径扭曲、资源配置无序而造成的学校发展缓慢甚至回退。激进式变革采取“经验—技术”取向，试图运用技术手段从多项策略中选择最优解。然而在实践中，当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系尚未确立之时，学校系统也将处于体制真空的状态，继而带来组织功能紊乱。随着休克疗法在各国相继失败，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变革并不是一种客观存

4、在的“目标—手段”的技术设计与执行。改革常发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场域文化和人际互动的不确定性更使得改革方向变得扑朔迷离，即便经过理性规划也无法预计产出结果。诺斯(North，D.)批判性地指出，机构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路径依赖式的(pathdependence)增量变革。[2]在既有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先通过增量改革局部发展和创新制度，随着增量的积累逐步改变整个体系的制度结构。渐进改革模式逐渐取代了激进式改革的地位，成为全球各国普遍采纳的改革范式。随着渐进式改革模式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这一范式也跨越了既有界

5、限，逐渐演变为一种国际流行语，甚至意识形态。举凡有成效的变革案例皆归结为渐进式改革的作用。表面性的指标及其产生的新闻效应成为各国政治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竞相追逐的对象，而变革的内涵则受到忽视。[3]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一些研究者也忙不迭地为其贴上渐进式变革的标签。但是这种范式的理论外延过于宽泛，标签化的定位阻碍了研究者对微观动向的后续探究，使得探究本真异化为“神话”的塑造。渐进式改革俨然成为一种舞台灯光，焦点对准明星，而幕后的活动都处在黑暗的阴影下。[4]从微观政治视域重新审视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并将教育政

6、策改革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加以诠释，是还原芬兰教育改革真实面貌进而探究其成功因素亟待解决的问题。二、芬兰基础教育改革路径的历史梳理芬兰教育系统的卓越表现并非短时间内激变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若干种因素的累加作用，而是与其战后教育政策改革有着直接关联。学界普遍认为，正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改革，芬兰教育系统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才得以奠定。然而，改革进程并非以一致的理念和举措贯穿全局，而是充满了变数，并经历了以下几个相异甚至冲突的发展阶段。(一)战后学校系统的重建二战期间，芬兰被纳粹德国占领，国家处于瘫痪状态

7、，学校系统也破坏殆尽。战后，芬兰迅速发起大规模学校重建工程，政府委员会着手规划新的学校体系。由于经济实力所限，芬兰并未采用统一的学校制度，而是积极吸纳地方和私人的投资，并建立了多元体制并行的学校系统。得益于此举，短时内大量各级各类学校得到重建，入学人数也迅速增加。以文法学校(GrammarSchool)为例，到1950年芬兰已兴建338所，其中103所由国家资助，18所归属地方，另外217所属于私人或者行会组织。在芬兰教育组织体系中，适龄儿童首先进入当地四年制初等学校学习。初等学校毕业之后，分化随即凸现，学生经过考

8、核之后分别进入市民学校和文法学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职业生涯路径就此划定。文法学校成为“精英”的专属地，只有少量通过筛选的学生才获准进入。文法学校学生毕业后更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和职业学院(VocationalCollege)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大部分学生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则被拒于文法学校之外，惟有进入市民学校，接受3-5年的基础技能训练。市民学校毕业之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