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的前车之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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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自由化”的前车之鉴等继承精神，发扬学问（2008年第11期《一个人的离去：悼王元化先生》）在世界范围内观察，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建国以后的知识分子他的学问和影响力不在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较，而在于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敢于多大程度取下蒙眼布，敢于多大程度说真话。王元化先生就是较早取下蒙眼布的人。所以谈到继承和发扬王元化先生：该继承的，是王先生的精神；该发扬的，是王先生的学问发扬学问，则不应该拘泥于王先生所言，应从全世界兼容并蓄，又像王先生一样结合中国当下国情，做出切肤的结论。王先生的精神比他的学问要重要得多，王先生曾任上

2、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敢于提出反思理性，反思规律，非有过人的勇气而不能。这种勇气不但是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急需的，更是中国的在位者所急需的。何也？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必须由既得利益者来反对自己的阶段了，这是改革的大关，也是改革的难关，“壮士断臂”的魄力和“投身同虎”的慈悲，两者缺一不可。从这里来看，开明的政治家比学人更应该继承王先生的精力。汶川大地震并不能让中国走出历史三峡，奥运会同样也不能，要走出历史的三峡，进人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批处于改革刀口的人拿出王先生的勇气，既取下自己的蒙眼布，也取下众人的蒙眼布。（山贼）阜阳式陀螺（2008

3、年第11期《新阜阳8年之痒》）告别了王怀忠时代的阜阳并没有获得宁静。积弊未除尽，新病又生。“大头娃娃”事件、宫”事件……EV71病毒事件，一系列重大而又突兀的“新闻”使阜阳长期大名在外，并成了当下一座名副其实的新闻富矿。而在现实中，当有突兀“新闻”在当地发生，着力于“扭转形象”的当地官方势必会对来自外界的指责格外敏感，而舆论对“又是阜阳”也会格外震惊与义愤。于是乎就有：一方忙着辩解自己的“无过错”，并呼吁“不要妖魔化阜阳”；而另一方却在质问某某某们4年“长进”了多少。在拷问其行政良知何在?双方都不肯进入对方的语境，结果就是自说自话

4、、鸡同鸭讲。其实去棹价值预设和消除彼此的内在紧张后，“阜阳现象”就是一个观察中国的标本。卓阳和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行进方向一样，虽然行进速度或有差异，但脚下踩的无不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轮子。并且一定程度上都属政府推动型发展。因此改革发展特别依赖于吏治环境，吏治好坏，不仅关乎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能否取得进展，更关乎公平与正义，关乎一方政府合法性的维系。而在宏观上，自1994年启动的分税制改使“财权上移”、“事权下移”，以往发展模式下的突出强调“效率优先”，这些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不完全服务、不到位服务”前置了“合法性”。具体到阜阳身上，要经济

5、不发达的阜阳，为900多万人口提供良好公共服务，显然它“力不足以付其志”。而当地政治生态被恶化后就没有彻底好转起来。急于“面向未来”的阜阳，就像是一个陀螺。它想对“历史”保持沉默，但“沉淀的遗故”却悄悄发酵并惹得下一次风生水起，陀螺循环自转后，最终“又是阜阳”。（程国）金融自由化”的前车之鉴（2008年第11期《加强风险管理也是发展资本市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紧紧联接在一起。美国这一次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以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为特征的信用危机。房地产抵押贷款本来是一个信用产品，但

6、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近乎疯狂的金融创新，由于管制的放松，由于法律的不到位、缺位或者刻意被规避，抵押贷款给了一群没有信用的人。信用标准的降低，制造出了-个巨大的资产泡沫。这也算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自由化”的一个前车之鉴了。对于我们国家，美国敬贷危机的教训是两方面的。首先，站在国内的视角。正如北京大学王曙光所言，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金融自由化不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创新，不是单纯的放弃政府管制，而是改变政府管制的作用方式与政策工具；金融自由化所抛弃的仅仅是妨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政策。而不是放弃所有正当而必需的金融体系游戏规则

7、。事实上，要使得金融自由化导致真正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以此来支撑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过程。此外，站在国际视角，我们应该审慎对待利率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就拿QFII（国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来说吧，尽管QFII可以增加我国证券市场资金的供应，强化证券市场功能，完善投资者结构，推动中国的资本市场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的作用。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项制度对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美国这次的次贷危机对我国之所以影响有限，原因之一还在于我国对QFII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从美国次贷危机小发，我国应在审慎推动人民

8、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有序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加大对国外投资基金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