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三农”改革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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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塑“三农”改革共识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劳动力要素的真正自由的流动,把城市和城镇的文章做好,可以为进一步的土地改革辟出空间。2008年召幵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距离改革开放出发时已是30年整,再次将主题聚焦农村改革,舆论盼望改革再有新举措甚久。此时回顾一下“三农问题”的由来,也许正当其时。1949年以来的中国农业,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到1978年。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进入第二个时期,直到2006年一一这一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了农业税。第三个时期即2006年至今。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

2、推进了后来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重要的组成部分。1970年代末的“大包干”己经被标志为改革开放的起点,第二个历史时期创造出了“三农问题”这个著名的词语,是对中国农村在沉重的负担中日益凋敝的最好概括。这种凋敝的农村景象在免除农业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加大粮食直补力度之后,已经有所复苏,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第三个历史时期。问题与共识三农问题最严峻的时刻,就是“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流行语形成的时刻。那是2000年。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基去信,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时候温铁军的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在《读书》杂

3、志上刚发表不久。“三农问题”此后在政府、学界和媒体上,也许还在一般的社会道德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自1978年“分田到户”后从来没有的事。这里有“上书”的传播效应,但根本在于当时农村的现实困境。此后讨论逐渐降温,则缘于2006年免除了农业税。免除不是一步到位的。2000年开始在安徽等地农村试点“费改税”,2002年减免部分税收,2005年,安徽试点免除农业税,2006年才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了农业税。在此期间,“三农问题”引发的讨论之多,也许是10年内任何一个其他的公共议题都不能相比的。这些讨论产生了重要的共识。这个共识可以概括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

4、三农之外”,也即以城市化和工业化转移农村人口。国务院研宄室一位副主任在2006年的文章中提到,2004年在城市和城镇非农部门务工的农民人数在2亿以上,而且以每年600万到800万的速度增加;农村每年因此增加现金收入超过5000亿元。张五常认为这是“历史上中国农民增收最快的时期”。另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7年底,全国城镇化率为44.94%,比1980年的19.39%提高了25.55个百分点。1997-2007年全国新增各类建设用地6550.3万亩,年均新增595.5万亩,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3418.9万亩,年均占用耕地310.8万亩。事实与理论互为映照,显示

5、出以上共识的解释力。但共识并不持久。上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学界在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表现出重大的分歧。其中最大的分歧是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另一个分歧也许应该可以概括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应有限度?面对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城市和工业的消化能力到底如何?这个分歧最终被发挥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但为争论戴一个帽子无助于事实和理论的澄清,相反,这也许是眼下“三农问题”越谈分歧越大的原因之一。“慎言土地私有”“三农问题”有分歧,主要是各方对中国的农地制度有分歧,其基本观点有两种,第一种主张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倾向于坚持土地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同时稳定土地的承包经营

6、权,延长土地承包年限;第二种认为农地不妨私有。可以看出,所有权是争论的焦点。这里先谈谈主张农地私有的观点。主张农地私有的理论出发点有两个。一曰效率,二曰公平。农地私有可以提高农地的使用效率,这个逻辑容易理解。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其他经济部门已经证明,明确产权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土地承包制度是改革开放的起点,通过解放土地使用权,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个经验后来被推行到其他经济部门。但此后工商业部门不满足于承包制,进而推动了所有制改革。不管是股份制改革、国退民进还是管理层收购,目标都是所有权。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土地作为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仍然是国家所有和

7、集体所有的一统天下,似正有再次改革的必要。但土地的使用效率,到底是私有制下较高,还是公有制下较高,这一点现在仍然有分歧。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堪称惊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在西方被目为奇迹,甚至动摇了“华盛顿共识”中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预言;国内外都有人想从中发挥出一套“北京共识”或者“中国经验”来。我们不难看到,这种速度优势,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中国的土地制度。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血液。农地集体所有制使得中国的土地毫无障碍地从农民手上转移到政府手上,也即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房地产业,高速并且代价低廉。公平也是学者们倡言农地私有的一个

8、理论起点。因为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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