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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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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改革开放30年评价问题的若干观点述评内容提要怎样理解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内学界有多种看法。本文就较有代表性的四位学者的观点,即吴敬琏的改革目标模式论、秦晖的改革返正论、甘阳的改革延续论、胡承槐的社会形态转型论进行述评。关键词改革目标模式论改革返正论改革延续论社会形态转型论怎样理解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内学界有多种看法。笔者认为较有代表性的有吴敬琏的改革目标模式论、秦晖的改革返正论、甘阳的改革延续论、胡承槐的社会形态转型论。这四位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在共同肯定30年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亦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概括
2、。本文就此作一述评。一、改革目标模式论吴敬琏先生认为,在我国改革最初几年,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上上下下,都认为原来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就用白猫黑猫的逻辑,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有利于恢复经济、发展经济都可以试试。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样零敲碎打还是不行,还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经济社会体制。于是开始讨论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1980年代中期,占主导地位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东亚模式,即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讨论中,官方偏爱东亚模式。再一个是美英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
3、的经济学家,提倡美英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学者和官方都共同面对计划经济,他们都反对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英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要承担一些调节作用,这样就结成了一个联盟,大家都赞成要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问题,可以存而不论。指导改革的经济思想,从理论的完整性来说是偏向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但具体到政策上,又往往表现为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东亚模式中,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体现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主张出口导向政策,亦可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这个政策在初始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它是不可持续的。吴敬琏
4、先生指出所有推行这个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十年二十年之后都出了大问题。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一直到台湾地区,那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当前中国也呈现出了这一问题的某些迹象,有鉴于此,吴敬琏先生提出要破除思想上总是认为东亚模式容易跟社会主义接轨的禁锢,打破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的体制格局。吴敬琏先生认为,要突破政府主导的模式,不仅要靠经济体制改革,也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正如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为此,他提出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国家,建立“
5、好的”、“善的”法治的看法。笔者十分赞同吴敬琏先生提倡的借鉴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思想。但是,在吴敬琏先生的整体论述中,有两个问题却是值得商榷的。其一,说30年改革开放,走的是东亚道路,恐怕不够准确,因为“政府主导”、“出口外向”,在本质上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惯性与现实要求折中的结果。就政府主导来说,改革后是从“政府统制”中走出来,在排除社会大动荡这一后果后,只能是政府主导;就“出口外向”来说,在整体上是民众穷困的条件下,实在想不出,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来发展经济。因而,笔者并不认同改革开放30年,走的是“东亚模式”发展道路,笔
6、者认为中国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国自己的道路。其二,关于深化改革,要走法治市场经济之路,吴敬琏先生的总体思想是不错的,但关于“好的”法治与“坏的”法治的区分却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这一区分会遮蔽问题的本质。可能吴敬琏先生以为存在法律治理的都是法治,对于法治与法制没有作出区分。其实,法制不等于法治,有法律治理与法治并不是一回事,二者是有区别的,如中国二千多年的历代封建王朝,从“秦律”到“清律”都是依法治国的,我们可以说有法制,但不能说是法治。法治的实质从社会条件来讲,它以人人平等、独立、自由的公民社会为条件:从内在性质来讲,是“公意”
7、之集合,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所以,我们的改革方向不是把“坏的”法治转化为“好”的法治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够不够条件说现今己是法治社会,以及要不要、能不能实现法治的问题。依笔者的理解,吴敬琏先生之所以讲坏的法治向好的法治转化,是在思维内核中,并没有将社会结构的改造(如等级制的消除)纳入考的视野。而在笔者看来,改革发展到今天,社会结构改造的问题已上升到议事日程,这是一个比政府与市场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本质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法治才有可能得以实现,“政府主导”的问题,“出口外向”的问题亦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改革返正论、中国
8、奇迹论秦晖教授把改革幵放30年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奇迹1978-1989;中国奇迹1992-XX;XX年以来的中国奇迹。秦晖教授认为第一个阶段是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负帕累托是指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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