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生存状态不完全调查（下）-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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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记者生存状态不完全调查（下）

2、第1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媒体改革时代的政策和经营都充满变数，媒体自身往往显得脆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错的平台，不久以后就发现它已经摇摇欲坠。　　记者于飞专做娱乐新闻，他说当初选择这个方向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安全；另一方面，他认为娱乐是比较有前途的市场，会有很好的机会。他是一个要做“自己理想中的娱乐新闻”的人，但国内娱乐新闻的现状是充满了“跑会新闻”和“红包新闻”，很多人只是到处开新闻发布会收获一些资讯，毫无新闻价值。“我希望做有价值的娱乐新闻，写真实的

3、情况，至少应该有观点，更专业。”　　为了这个想法他曾经辞去了福建某报的工作，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贴钱做了一篇杨钰莹的深度调查报道。他说那时候最难熬的是等待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很闲，让人待不住。我又是个喜欢动的人，每天却必须等着别人给我消息。”　　2002年11月，于飞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娱乐类报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开放的办报态度让他有机会做一些颇具精度和深度的新闻，一些在娱乐界位高权重的人物纷纷在于飞的报道中露出了真面目，而每一次的负面报道都像一颗颗炸弹粉碎着人们对明星偶像的良好印象。　　然而好日

4、子总是短暂的，这份报纸在今年3月意外停刊，采编人员各奔前程。于飞就这样一直漂泊在北京，至今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他说，没有找到类似的好平台也不想将就，“我和一些娱乐媒体接触了一下，但是主编们都不赞同做原来的那种采访。”于飞就这样一个人漂在京城里，彷徨着。“现在就像没家的孩子，我也没有激情去找选题了。我已经失业7个月了。”　　“找另一个很好的平台，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了。生活是很现实的，也许就会随便找一个报社。拿红包也不错啊。”他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在现实中艰难游动　　媒体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不同个性的记者可以

5、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媒体，那些血气方刚、为民请命的人应该可以成为出色的社会批评报道记者。然而，现实却使他们常常陷于不妙。　　赵世龙现在心情黯然。10月20日，他入选中国八大风云记者，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好一些。　　他前些天离开了广州。在很多人的眼里，广州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片热土，但赵世龙觉得“广州已经找不到新闻理想”。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不矫饰的记录者……试图通过哪怕微不足道的行动，来改变一个小小局部的气候与土壤”。在他过去10年的记者生涯中，《三峡大坝开裂》、《南丹矿难事故真相》、《广州长洲戒毒所贩卖吸毒女追踪》等报道都令人

6、印象深刻。　　赵世龙在广州买了96平方米的房子，原本生活舒适，但他还是选择了流浪北京，“离开的原因只是为了寻找新闻”。他希望自由的选择那些价值重大的题目。　　为了新闻理念，赵世龙非常顽强、非常努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北京已经很冷，赵世龙在那头说：“我把我个人的能量用到了极限，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我个人去撞。”他的声音听起来透着凉意。　　赵世龙的长洲戒毒所报道见报以后，家里不断接到骚扰，扬言要给他好看。　　赵世龙现在到了中央电视台。“来央视是因为这里的人给我很大的自由，多年来没达到过。”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对

7、现实绝不妥协的新闻追求还可能碰壁“我在中央电视台也许是暂时的。我希望可以在这种现实里找到缝隙，让我在其间游刃。”　　赵世龙也承认了自己的毛病，“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差，工作上也会产生矛盾。我常说，我不想做人，只做事。做人太累，我不懂那些人际间的政治。”他觉得自己这几年的磨练已经改变了很多，有点宠辱不惊了。　　一个记者的满足心态　　把报纸作为谋生的手段不失为一个安逸的选择，然而今年6月公布的《关于报刊出版单位暂停征订活动的通知》却让稳定的机关报有了变数。而8月1日出台的《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将使千余种公费订阅的报纸和行业报受

8、到影响。　　报业竞争对李清(化名)来说还显得非常遥远。　　李清是中央某大报驻站记者，他形容自己的记者生活是“漂浮中的稳定和满足”。　　去地方采访前，李清一般要和当地政府打个招呼，有时候市长也会出面作陪，“我有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在下面走，和当地政府非常好沟通，比其他媒体更容易和官员接触。”　　这个记者站也就两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同时兼顾新闻采写、发行和经营，挺忙。照他的说法是“发稿是任务，发行是生命线”，两头都很重要。李说他的工作量不大，可以轻松完成，“一般是中央工作、农民增收、新的人物典型等，主要是宣传工作。从新闻事业的角度来

9、讲，我觉得自己不像在做新闻，缺乏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