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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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2、第1内容加载中...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

3、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

4、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所依据的资料不同

5、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进行推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

6、366年）正月，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亦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2〕。这一推算的证据比较充分，论证科学严密。第

7、二，揭示了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以及屈原生辰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前人只知道屈原生辰是一个吉日，但对其具体的宗教内涵并不很清楚，尤其是屈原生辰与他的作品中的艺术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们更是一个难解之谜。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对此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日书》给人们的启示至少有四点：其一，说明楚人具有以生日占卜吉凶的习俗。《日书》869至878简、1134简至1141简分别以六十甲子各系以吉凶，例如869简：“甲戍生子饮食急。甲申生子巧有身事。甲午生子贫有力。”等等。这表明楚人认为生辰决定了

8、人们一生的命运，因此极为重视生辰的吉凶。《离骚》首叙生辰，与这种重视生辰吉凶的习俗不无关系。其二，伯庸给屈原取字“灵均”，可以在《日书》中找到依据。《日书》875简：“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贾”字据《日书》1137简，应该作“巫”。屈原生于庚寅日，命中注定带有巫的色彩，“灵均”之“灵”，实际上就是巫，楚人称巫为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