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中的维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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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转型期中的维稳之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各级政府的重任。然而由于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和显现，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增多，特别是一些群体性案件、对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无论从发生的频率和社会对抗的激烈程度都在日益加剧，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全稳定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2、进程，既给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又给各级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近几年来，各级政府投入到维稳中的人力越来越多，财力越来越大，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细细分析，这些不稳定因素和案件，既是社会转型期中各种利益冲突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有各级政府部门违法行政、违法管理而引发的消极后果；既有因处置不当而激化的社会矛盾，又有因群体性的社会焦虑而触发的公众情绪。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各种利益主体融合在一起，给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了很大压力。笔者认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务必应对好

3、社会突发事件和突出矛盾，务必创新工作体制和工作机制，务必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从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紧密结合社会转型期的特点，积极主动地做好不稳定因素的化解和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坚守法律底线。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既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当前做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尤其要贯彻好这一要求。首先，在执政过程中，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尽量避免因违法行政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涉及民生的

4、重大问题上，比如城市规划、拆迁，收费调整、群众安置、就业等工作中，更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广泛听取民意。不能以牺牲群众的利益、牺牲法律的尊严而换来所谓的政绩。其次，在处理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信访问题上，要敢于运用法律武器，借助司法力量秉公而断。不能“花钱买平安”，随意开法律的口子。否则就会产生“羊群效应”，引起社会争相效仿，最终导致摁下葫芦浮起瓢，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维稳代价越来越高的不良后果。再次，要引导社会公众寻求法律救济。对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冲突，不能单方面压制，要敢于走上法庭，接受法律审视。充分发挥司

5、法部门在定分止争中的作用，有效解决各种不稳定因素。畅通民意渠道。民意如洪水，宜疏不宜堵。民意反映渠道，就是社会动荡的减震器、公众情绪的减压阀，越畅通越有利于社会的有效治理，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厦门化工厂迁建、深圳垃圾焚烧炉停建事件中的市民“散步”事件，就是一种很好的民意反映渠道，有效化解了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避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畅通民意渠道问题上，要丢掉一个“怕”字，不要怕群众不明事理，不要怕群众赴省赴京上访，不要怕群众“散步”，不要把正常的反映民意看作是群众闹事。要丢掉一个“秀

6、”字，把“领导接待日”、“上访接待日”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为沟通交流的渠道认真对待。不能当作T型台“秀”一把，不能只接待不定夺，只到场不理事。要丢掉一个“拖”字。对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的民意，要及时给予回复，及时做好解释工作。不能置之不理，用“拖”字来解决问题。这样只会累积群众的不满情绪，让小事情演变成大事件。巧用软实力。我国长久以来没有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传统，封建时代的法律以突出王权、皇权、特权为重点，长期实行人治，使民众产生了浓厚的“青天情结”，遇事只信官，不信法；只找官，不上“堂”。虽

7、然经过了长时间的普法教育，但这种文化积淀还在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社会公众在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只要求和政府官员对话，听官员的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不主动站出来，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贵州瓮安、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在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各种不稳定因素时，各级政府官员要第一时间站出来面对群众，要用法律政策和事实根据与群众沟通，用领导魅力和领导艺术引导群众，用领导干部的软实力来解决硬问题，化解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针对一些信访

8、难题时，领导干部更要主动接触，满足群众的“青天情结”，理顺群众的思想情绪，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慎用公权力。公权力是由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社会管理权力，也是处理社会突发事件、解决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最直接、最简单、最见效的方法。在维稳工作中，我们的领导干部习惯于运用公权力来解决各种问题。遇有突发事件，首先动用公安武警力量，从而激化了民众的对立情绪。云南孟连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此而引发的。为解决赴省赴京上访问题，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采取人盯人的办法，阻止上访人上访。这样做无异于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