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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公羊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摘要: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
2、》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 关键词:西汉《春秋》学;王霸之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A :1001-8204(2012)04-0164-05 前人关于西汉《春秋》学史已进行了充分且较深入的研究,但就研究范围看多就事论事,缺乏对三传兴衰背后深层次社会理由的探索。本文试从政治变迁的角度对西汉《春秋》三传的盛衰进行剖析。 一、汉武帝与《春秋公羊传》 虽然西汉前期《春秋》学的影响已开始显现,但汉武帝时期《春秋》学才得以在更大
3、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学界共识,所以本文首先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察。 在“罢黜百家”的过程中,《公羊传》一枝独秀。如范文澜先生所云:“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在众多儒家典籍中,汉武帝何以对《公羊传》情有独钟?首先是在汉武帝登上帝位的过程中,《公羊》学中的“《春秋》大居正”学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即位后对《公羊传》青睐有加便不难理解了。再者,《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决策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公羊》学大行其道就很正常了。 在《公羊传》被尊崇的过程中,其他学派学者也曾对其提出过挑战。如汉武帝时,在公孙弘主持下,董仲舒曾与《谷梁》学者
4、江公有过一场辩论: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 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 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 董生。(《儒林传》) 班固把董仲舒获胜的理由归结为公孙弘的偏袒及江公的口吃,这当然只是表象。要探究汉武帝尊崇《公羊》学派的根本理由,还要分析《公羊》学在他执政时期的内外政策上所发挥的巨大影响。 首先,“《公羊》大一统说”成为汉武帝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的理论依据。西汉初年,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士人还没有实现从激昂处士到皇朝顺民的转变,因而纷纷奔走、交接于诸侯之间,社会乱象纷呈。汉武帝在文、景二帝打击地
5、方势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力度。而在此社会环境下,《公羊》学及时提供了大一统的理论支持。《公羊·隐公元年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尤其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以《公羊》学“人臣无将”为依据对淮南、衡山大狱的处置更中汉武帝下怀,他不仅以尚未发生的“将”给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定罪,而且还大肆株连,数万人被杀。此后,养士之风戛然而止。这就使汉武帝对《公羊》学如获至宝、珍视有加。 其次,《公羊》学派的夷狄观和复仇理论成为汉武帝出兵匈奴的政策依据。武帝即位后,转变了与匈奴持续几十年之久的和亲政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武力解决匈奴侵扰的理由。《公羊》学派的夷狄观充分肯定了诸夏对夷狄
6、的反击,如庄公十九年有“夏,公追戎于济西”。《公羊传》对此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当战争进行了数十年之后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论文资料由.zbjy.提供,地址.,反对战争的呼声开始高涨。这时《公羊》学的复仇论又成为汉武帝再次出兵的直接借口:“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匈奴传上》)“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事见《公羊·庄公四年传》。 前述董、江之辩就发生在公孙弘为相的三年中,而卫青大举征伐匈奴以及前面提到的淮南、衡山大狱
7、也发生于这三年中。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集中出现于此绝非时间上的巧合。 再次,《公羊》学对西汉的政权合法性也给予了维护。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一直为史家所关注,陈胜也因此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可现实政治却要求政治等级制度必须严格执行且制度森严,所以《公羊》学对西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宣扬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汉初,首要的政治任务是稳定政权。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使统治者尚无暇顾及统一意识形态的建设,对王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宣扬一直缺失,至汉武帝即位依然如此,这对于稳固政权十分不利。所以他在策问董仲舒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