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新思潮的涌现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

2、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

3、向于社会主义”[1]。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2]，并不十分清晰。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

4、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3]。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

5、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

6、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5]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

7、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