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超稳定”的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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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拥有“超稳定”的国家结构【去年，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主题演讲《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引发巨大关注。3月初，张教授接受英国媒体记者土木采访，以自信姿态重申了中国不害怕国际竞争，尤其不害怕制度竞争的观点。观察者网整理录音资料以飨读者。】记者：我看过李希光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他认为西方对中国有一个阴谋，有一些人在妖魔化中国，您对这种观察怎么看？张维为：因为中国执政党的名字叫共产党，所以西方对你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个偏见由来已久，从冷战时期一直到今天。我在和半岛电视台辩论的时候就说，你们看中国是非常意识

2、形态化的，有点像我们文革时候看西方。文革之后中国或多或少地去意识形态化了，因此中国人看西方比西方人看中国总体上更为客观一点。因为西方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以造成了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迅速发展的中国，也造成了对中国预测的频频失误。我觉得西方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时候了。二十年前预测错了，十五年前也是错的，十年前预测又错了，五年前，三年前都错了，也不懂得道个歉，也不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错了。记者：在西方，像BBC这样的媒体，编辑会要求报道一个观点时要找一个对立的观点平衡一下。现在CNN、美国的一些媒体在这方面肯定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什么即便这样，它们还是没能反

3、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呢？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偏见呢？张维为：我认为这种平衡中包含着他们编辑的价值偏向，由他们来把握一个度的。我也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但长期跟踪这家报纸后发现，像我这样观点文章占总量十分之一都不到。西方媒体有自己的宏观把握和价值偏向，我想它们自己都不会否定这一点。记者：我感觉也是这样，在美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左派在政治经济这方面使用的可能中国所谓“右”的那种话语，媒体的设置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标准。尽管它们没有来自宣传部的控制，但仍然存在一种比较软的控制，您怎么看这个？张维为：西方通过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知识界、媒体界的主流已不再质疑他们

4、的政治制度了，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因此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批评奥巴马，但他们还是认为他们那个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知识界、媒体界没有制度认同的人还相当多，尽管中国取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成绩。我不是说这些人要推翻我们这个制度，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但还是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中国还应该转变，最终变成西方一样的制度。在这种没有制度认同的情况下，中国一出现什么问题，就算是一个交通事故，也有人批评制度。这在西方国家不会发生。其实任何一个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为了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它不得不出来说话，你这样讲是不行的。当然中国这些方面的管理方法

5、让人觉得有点粗糙，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许十年之后，等到中国真正超越美国了，更多的知识界、媒体界的人会建立真正的制度认同，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因为许多方面中国确实比西方做的好，甚至好很多。记者：是不是因为西方精英的统治时间长，分散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传媒界、文化界。而我们的统治精英还是集中在官员、政府这一方面？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张维为：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界、媒体界的精英和政界的精英还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贪官、那个贪官，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政界精英总体素质恐怕比中国知识精英还要强一些，政治定力也要更多一点，否则不会有中国崛起的奇迹。知

6、识界不自信人比较多。大学里的一些关键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几乎是西方话语一统天下。这么多年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洗脑20年，教化了一代人。我不是说西方话语都不好，但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思，西方话语的问题太多了，其对中国的主流叙述荒谬之处非常之多。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近年来我发现能跳出西方话语的学者越来越多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记者：但是您刚才说到我们社会上缺乏这种共识，主流里面、精英里面非议政府声音很多，是不是和有影响力的人都在政府里有关。而在西方比较分散，精英之间有种默契，认识到我要是违反一定规则的话对我们集体利益不

7、好。中国除了政治领域之外的精英，没有觉得我跟你有共同的利益？张维为：我理解你说的，你这个观点适用于西方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学界也好，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能翻船。中国情况比较特殊，这十来年，特别是十八大之前，用习讲的话就是很多人缺少担当、不自信。甚至一些重要人物都在讲“普世价值”，连谈人权都没有自信，一说人权老说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说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言下之意是是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会和你们一样尊重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他不知道很多理念从一开始就有分歧，比方说，中国文化讲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不是光

8、讲权利。没有自信就没有足够的担当，结果造成了前些年西方话语几乎主导了中国媒体的状况，形成了国内媒体往往比BBC还要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