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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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还在路上　　莫言出身于山东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是个特别喜欢说话的“炮孩子”（《四十一炮》里的炮孩子就有他自己的影子）。因为总是“乱说话”、“说错话”，他可没给父母少惹麻烦，常常因为被别人告状而换得父母一顿暴打。　　后来，莫言离开学校，独自回到生产队放牛、放羊、割草，干一些半劳力的活。每天，他赶着牛羊从学校门口走过，看到校园里欢蹦乱跳的学生，心里既羡慕又嫉妒。来到原野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荒草，莫言感到非常孤独和无助，他学会了“自言自语”，每天对着牛羊和草地嘟嘟哝哝。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把名字里的

2、“谟”字拆开用，取名为“莫言”，告诫自己少说话。　　尽管用了这个笔名做警示，莫言还是觉得自己“一句话也没有少说”，在他看来，讲真话是一个作家非常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更会影响文学的品格。　　童年的记忆：饥饿和孤独　　莫言从饥荒年代走来，“记忆最深的就是饿”。　　童年时，因为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显得更加突兀。“5小时候就像一个小动物，每天一睁开眼就是想怎么搞到吃的东西来填饱肚子。我当时整天低着头到处寻觅，就想找一点吃的东西，树上的叶子、地下的蚯蚓、草里的蚂蚱、榆树的叶子，什么都吃，所有榆树的皮都被我们扒光了。”

3、为了填肚子，他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真是越嚼越香，“味道好极了”。　　大人给孩子们吃野菜团子，有一种全是刺的很扎嘴，他咽不下去。奶奶就“赏赐”给莫言和他姐姐每人一小片红薯干。那时才五六岁的莫言，老觉得分给姐姐的那一片大。抢到手后觉得自己手里的小，于是又抢回来。如是抢了两次，莫言的姐姐就哭了。　　“我们那些孩子，10岁以前是没什么衣服可穿的，到了我20岁的时候，每年也就两件衣服。春秋天一件褂子，冬天就是在褂子里再添一件褂子，中间蓄上一点棉花就完事了。对上世纪

4、60年代中国农村的孩子来说，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跟文学、艺术有关的联想的，唯一有联想的就是食物。最大的梦想就是吃顿饱饭，脱离农村，到城市去。”　　莫言十几岁时，邻居有一个当过中学语文老师的大学毕业生，会在劳动的间隙给他们这群孩子灌输一些文学的话题。有一次，他告诉莫言，自己在济南时认识一个作家，“特别腐败，一天三顿吃饺子！”莫言一听就傻了：“这还是人吗？这不是神仙吗？”因为莫言他们一年都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年成好的时候，大年三十才能吃上一次。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白的，一种是黑的、粗面的。从此以后，莫言就立志要当上作家。“这个理想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是非常伟大、非常远了

5、。我问那个邻居，如果我写出一本书来，是不是就能一天吃上三顿饺子了？他说，当然可以，我保证……”5　　饥饿，是莫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他也将这种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印记，写到了自己的多部作品之中。　　还有一个就是孤独。“文革”期间，莫言因为家里成份不太好，读了五年书就辍学了，每天天一亮，莫言就要牵着一头生产队的牛和一只自己家的羊去放。“在那个三县交界的地方，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每天就只能跟一头牛和一只羊对话。那段日子培养了我跟大自然的一种特别密切的感情，我觉得我可以和动植物对话。我经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鸟对话，鸟不理我，我就睡着了。过一

6、会儿，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块儿回家去了。饥饿和孤独，是我小时候的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后来也变成了我创作的两个很重要的主题。”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颁奖词的关键词之一，是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熏陶从莫言的幼年就开始了。拿他的话说就是：恐怖故事听多了，经常感到恐惧，吓得割草都割不着。可是，越恐怖越想听，越想听越恐怖。　　村子里、炕头上的恐怖故事听多了，莫言就会自己乱寻思。比如，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桥头走路，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嘿嘿笑，可是回头看又没有人。还有一天晚上，莫言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7、看到远处田野里仿佛有一个橘黄色的球，被两只狐狸抛来抛去……“在小时候的我们看来，村子里的鬼怪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村80%的男孩子会尿床，都是因为吓得憋着不敢去尿，最后只好尿在了炕上。”莫言觉得，自己的各种怪诞想象和小时候的农村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5　　最初的梦想，一直在手上　　小时候，莫言偷拿过叔叔的一支博士牌钢笔，被父亲好一顿批评：“你连铅笔都使不好，还用钢笔？”　　2005年12月，莫言获得了香港公开大学颁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当真正的“博士”入怀，莫言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并问他：“您还记得当年嘲笑我用博士钢笔的事儿吗？”父亲呵呵地笑了：“有

8、这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