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靠“费改税”解决农民负担管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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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靠“费改税”解决农民负担管用吗靠“费改税”解决农民负担管用吗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靠“费改税”解决农民负担管用吗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农民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费改税”是对并税式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方案的简称。它的基本内容是取消农村的各种收费,将其中的乡统筹费等合法收费并入农业税,并且提高农业税的税率;村提留以及义务工等由村民根据需要自行决定;同时增加对乡镇财政的资金投入,以弥补由于改革而造成的资金缺口。当前“费改税”已经被一些人视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理由的治本之策。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农民负担过重理由不仅是一个经济理由,也是一个政治理由。它的症结主要是农民的基本

2、权利得不到保障。“费改税”显然难以解决切实保护农民基本权利的理由,因此,它不是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理由的治本之策。    一、“费改税”取消乡镇政府的收费权,将乡统筹费等并入税收,虽然有利于治理乱收费,但没有减轻农业税负担和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因此,“费改税”不能从整体上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城乡居民负担平等  在我国当前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的条件下,一些测量农民负担水平的常规工具难以使用。因而,只能通过城乡居民之间负担比较而判断农民负担的轻重。城乡居民之间负担失衡,农民承担着重于城市居民的负担就表示农民负担沉重。  农民负担主要由税收、剪刀差和税外收费三部分组成:(l)尽管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农

3、业税实行轻税原则,农业税负担偏轻。但实际上农业税负担远远超过了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的负担(张元红,1997)。(2)剪刀差作为农民与工商业不等价交易中的收入损失,无疑是农民承担的额外负担。(3)各种税外收费中除了规费属于合理负担外,其他收费也均属于农民的额外负担。乡统筹费虽然有中央政府的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是政府转嫁给农民的额外负担,征收统筹费形成了城市公益事业政府出资办,而农村公益事业农民出资办的不合理的现象。  “费改税”只治理了乱收费,并没有触及税收和剪靠“费改税”解决农民负担管用吗论文资料由.提供,地址.刀差,显然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这可以通过统计数据(见表1)简单地计算说明

4、。  当前农民的负担总额大约4000亿元,其中各种税外收费大约1200亿元,通过除费可以减掉600亿元(按乡统筹村提留与乱收费各占一半计)左右,通过提高农业税税率可以增收200亿元(农业税税率从5%提高到8.4%)左右,这样“费改税”实际可减少农民负担大约400亿。但这只不过减少了当前农民总负担的10%。  从个体农户具体情况分析,这表明“费改税”没有实现城乡居民平等负担。安徽省怀远县是“费改税”的试点地区。据《南方周末》(2000.12.12,第七版)报道“费改税”后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以当地包集镇林庄村农民宋家全为例:“费改税”后取消了乡统筹费、教育集资、屠宰税,降低了义务工、农业

5、税附加,村公积金改为“一事一议”。全年税费从600元降到229.64元,其中正税178.87元,附加35.77元,“一事一议”15元。“费改税”使宋家全的税费负担降低了61.73%。包集镇的镇长朱兴年说:“费改税”只要认真执行就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费改税”真的使宋家全从根本上减轻了负担吗?宋家一年种地纯收入约2320元,全家4口人,月人均纯收入不过48.33元,按城市有关规定已经属于贫困户,但仍要缴纳229.64元的税费。如果仅按一个劳动力计算,月纯收入不过193.33元,按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也属于免税范围,但“费改税”后,宋家全仍负担占收入9.89%的税费,相当于月收入20

6、00元左右城市居民的负担。即使不考虑剪刀差因素,“费改税”后农民的负担仍远远重于城市居民,怎么能说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呢?    二、农民负担过重不是单纯的负担形式理由,而是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城市偏向的财政分配政策。“费改税”意图通过转变农村税费形式以减轻农民负担,不过是在现行财政政策框架内进行的局部负担调整,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对农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我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制定和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解决资本稀缺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目标之间的矛盾,农业被定位成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源泉。为此,政府通过农业税制度、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等工具推行了

7、城市偏向的财政分配政策。据统计,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间,政府通过剪刀差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业投入总课题组,1996),平均每年为155亿元。由于政府当时主要依靠剪刀差这种“暗取”,而不是依靠税收“明拿”(剪刀差是农业税的5.2倍),并且通过农业集体化弱化了强制提取农业剩余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因此,在这一时期尽管农民承担了国家工业化的绝大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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