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走向哲学的诗性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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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吴思敬的诗歌批评有其特殊的位置。从年龄、代际来说，出生于1940年代的他，介于谢冕、孙绍振等193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陈超、唐晓渡、程光炜等19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之间。这些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批评家，各有自己熟悉的批评领地和擅长的批评策略。有时，代际划分会为辨识一个时期诗歌现象及批评的总体格局和走向提供一定方便。不过，吴思敬的诗歌批评突破了通常作用的代际界线，在批评的视域、时段、对象等方面均显示出相当大的跨度。　　早在朦胧诗兴起之初，吴思敬就以充满理论思辩的文字，加入当时十分激烈的诗学论争之中，他同谢冕、孙绍振等一道站在支持、声援朦胧诗的行列。在写于

3、此际的《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说“艨胧”》、《诗歌的批评标准》、《“把心灵的波动铭记在物体上”》等论文中，他试图用一些新的理论或原理解释当时新兴的诗潮，他热切地呼唤“诗歌现代化”的到来，认为“现代诗是诗歌现代化的产物”，“诗歌现代化的提法反映了诗歌要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规律”。这种将诗歌发展与时代进步联系起来的角度，以及从原理出发去剖析诗歌现象和潮流的论述方式，成为吴思敬诗歌批评的一以贯之的特点。他敏于捕捉最新的诗歌动向。随着“新生代诗”(“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X络诗歌”、“新世纪诗歌”等命名下的诗歌现象和潮流的不断涌现，吴思敬始终

4、保持着积极的姿态，跟踪并力求把握某一时期诗歌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一般来说，对诗歌现象和潮流进行跟踪式研究与批评，其本身要面对一定的考验和某种难以避开的“危险性”：一方面，这种批评所依据的观念之一——“现代性”，其背后部分地隐含着对诗歌“进化论”之“时间神语”的信奉，而作为观念助推器的“时间神话”正越来越受到批评者的质疑；另一方面，这种批评需要批评者具有足够的细心、耐心和高度的警惕性，能够拨开诗歌现象的种种迷雾，厘清理由的实质和被遮蔽的线索。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批评家如朱自清、李健吾、李广田、袁可嘉、唐浞等都进行过很好的跟踪式批评，成为推动诗歌发展的

5、良性力量。如何有效地避开跟踪式批评中的误区或陷阱?吴思敬三十余年的诗歌批评实践应该会提供可予借鉴的启迪。　　在吴思敬多年的诗歌批评中，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性。他总是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乃至接纳一些新起的诗歌创作苗头；在他看来，“诗歌就是创造，就是要给读者提供点儿新的东西，而不打破定型的习惯的思维模式，就断难有新的创造”，因此他极为赞赏那些敢为天下先、勇于打破陈规的尝试者。实际上，趋新、求变是中国新诗的显著特征之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诗歌潮流更迭的节奏明显加快，诗界的“颠覆”之声此起彼伏。其间自有需要检讨之处，不过对于吴思敬来说，

6、“新”就是创造的动力。可以说，对于自朦胧诗以降近三十年间出现的很多诗歌现象，吴思敬大都进行过深思并立于较前沿的位势予以评说，其相关见解体现在《“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深思》《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从黑夜走向白昼一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中国新诗：世纪初观察》《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等论文中。　　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是吴思敬对1990年代诗歌从不同层面所进行的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大家知道，“90年代诗歌”曾经作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

7、，引起过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论争。在一些“悲观”的评论者那里，1990年代是一个“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在这一阶段诗歌因其影响力的不复存在而被迫滑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失去了向公众发言的能力。其实，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指责不少只是源于一种印象式的评判，对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并未深究。那么，这一时期诗歌的状貌究竟是怎样的?基于对1990年代诗歌的观察和判断，吴思敬以大量具体而切实的例证分析，勾画了一幅幅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图谱。譬如，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这篇综论性的长文中，他缕析出1990年代诗歌的几种走向：“寂寞中的坚执”、“(个人化写作

8、的涨潮”、“先锋情结的淡化”、“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并从中总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