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和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之比较

《浅谈梁启超和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之比较》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浅谈梁启超和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之比较梁启超和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之比较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梁启超和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之比较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报刊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摘要：梁启超和张季鸾在中国报刊史上都以报刊政论著称，他们的新闻思想有如异同？差异从何而来？作用何在？本文试从两者的报刊实践及办刊言论中分析他们办报理念，认为两人在关于报刊的目的和功能、报人的资质与作为以及报刊的言论自由等方面的认识，都有着明显不同，甚至各自的言论风格也各树一帜。而梁启超、张季鸾两人不同的新闻思想，正代表着中国现代报刊发展的

2、两条不同道路——政党报刊和民营报刊。两人差别迥异的新闻思想，又是由两人不同的人生理想与报刊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关键词：梁启超；张季鸾；新闻思想　　1672-8122（2012）09-0128-03　　　　一、引言　　梁启超是中国舆论的“执牛耳者”，终身致力于政治改良与国民思想启蒙；张季鸾则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一生坚持“文章报国”。两人在中国报刊史上都以报刊政论著称，从个人生活经历及新闻传播思想上看，相似之处不少。两人同生于十九世纪的末期，都经历了中国内忧外患，战事频仍的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动荡；两人自小都深受中

3、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同时又都在世纪之交东渡日本，接受了假道于日本的主张自由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洗礼；在报刊实践上，两人都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创办过同人报刊，都曾任主笔，以言论见长，是我国“文人论政”的典型。梁启超的办报二十七年，撰写文字1400万言[1]；而张季鸾纵笔报界也近三十年，共撰文不下3000篇[2]。两人也都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闻思想：主张“言论报国”，但同时都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也都鼓吹并努力实践报刊和新闻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最终他们所持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救亡重于启蒙的形势下，“当民族救亡与新闻自由

4、发生矛盾时，也都为中国的救亡和富强让了路。[3]”　　二、梁启超和张季鸾新闻思想之比较　　两位报界巨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个性魅力上讲，梁启超洋溢，而张季鸾温文儒雅；从思想发展上看，梁启超“流质易变”，张季鸾则坚定不移。而两人的新闻思想，也处处体现出不同。　　（一）报刊的目的与功能　　梁启超认为办报的目的在于开风气、益民智、通情况、助变法，因为在他看来，“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中国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在于国民思想的禁锢，而要想开禁，必先开民智，而报纸正是开明智的重要手段。因此，报刊是中国政治改

5、良和国民思想改造的重要工具。办报纸就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各方面情况，开启新知，开拓新风气，以推动国家的政治改革。在梁启超看来，“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国民之喉舌也”，其功能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所谓“监督”是对政府的行为的影响与监控，促使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而“向导”是对于民智没开的国民进行文化思想的教育，统一民众思想认识。因此，报刊的作用，既为民众提供新思想，也为国家发展提供舆论，是国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在此，报纸的政治功能被突现出来。　　而张季鸾的理解，他并不否认报纸集纳思想、启迪民智以富国强民的作用，他同样也提出了“

6、耳目喉舌”之说，但他所指的耳目喉舌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在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第一期的《本报启事》中，他指出该报的两大原则，一是完全公开，二是作人民真正的喉舌。在1935年12月12日《本报解除停邮处分》一文中说，张季鸾又一次指出：“报纸职责，兼人民耳目与喉舌之用。”所以，在张季鸾看来，报纸是社会的公共舆论机关，服务于公众利益。报纸应该关心政治，畅言国事，但它并不依附于政治或任何的党派。同时，报纸应该反映民众生活，为民众提供信息与帮助，“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4]成为民众的喉舌。因此，报纸首要的任务是

7、为民众提供时事信息，帮助民众把握时局的变动。　　梁启超心中的“民”是愚的，是需要教化的，因此报纸与公众的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报纸更多起到教育与组织的作用；而张季鸾心目中报纸与公众的关系是自下而上，他的“民”是报纸存活之本，是报刊服务的对象，报纸的作用更多的是服务。　　（二）关于报人的资质与作为　　梁启超认为，政府需要监督，而普通国民也仍处于愚味之中，因而报刊理应承担监督与引导之责，因此，报刊必须要由有识之士来办。所谓有识之士，就是那些“19世纪末从旧的士绅阶级分化出来，具有新意识形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5]。这些人是

8、社会的精英分子，能见常人之所不见，正确引导国民并形成健全舆论。因此，对于报人，梁启超更强调思想的厚度和知识的底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监督政府和引导国民。他认为我国报业发展之所以滞后的最首要病根在于报人的“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6]。在梁启超的心目中，一个真正的报人应像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