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项怀诚：重构财政体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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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项怀诚：重构财政体制框架项怀诚：重构财政体制框架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项怀诚：重构财政体制框架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财政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1993年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来到会场，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参加会议的项怀诚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作为分管预算的财政部副部长，他深知国务院经常为了没有钱发愁。在既有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

2、在急呼缺钱，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中央财政被称为“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项怀诚知道，财政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一、唯有改革　　1963年，24岁的项怀诚进入财政部。这位年轻人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参与“俄汉机器翻译研究组”。两年后项目下马，很多大学要他去教英语或俄语。　　项怀诚面对人生选择。恰在这时，中央要求对国有企业的财政监管。于是，项怀诚幸运地成为财政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的一个办事员。他没有想到，从此开始了长达41年的财政部工作生涯。项怀诚见证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财政体制变化的曲

3、折历程。　　“文革”中，项怀诚在湖北的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三年。林彪事件之后，他回到北京，进入预算司。此时财政部长李先念已经“靠边站”，财政部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不懂财政业务，出差总是点名要项怀诚随行。他们把这位年轻人叫做“拐棍”。　　“文革”结束，国家开始走上正轨，正是而立之年的项怀诚开始真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不过，由于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工作一直表现很好，但是入党理由迟迟不能解决。财政部长张劲夫非常开放，让没有入党的项怀诚直接参加财政部务虚小组。　　在以改革为主题的大时代里，中国提倡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一大批相对年轻的知识分子被

4、推上领导岗位。1982年，项怀诚担任综合计划司副处长，第二年入党，第三年提为副司长。1986年，47岁的项怀诚成为财政部最年轻的副部长。有人开玩笑地说他是“要么不动，要动就是乱动”。　　此时中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执政以后，财政体制平均三年就要变一次，最短的财政体制只使用了一年，最长的财政体制也只不过五六年。频繁变动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是在分权和集权之间进行摆动，背后则是微妙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　　后来项怀诚回忆说，造成财政体制不稳定的理由，“其实不是干部的理由，不是人的理由，是制度的理由”，“合理的分权界限，集中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制度保证？我们摸索了30年，每一个

5、不同的时期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办法”。“文革”结束之时，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国家财政非常脆弱，赤字率很高。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农村的“大包干”也被引入财政体制。“财政包干”让地方政府有了稳定的预期，调动了积极性。不过，这种体制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中央财政增长的速度更慢。　　在上世纪80年代，一年财政增加100多亿元，大部分都是地方的收入，中央的部分增加很少。国家计委首先拿走几十亿元，剩下的没几个钱，总理经常为了没有钱发愁。每次到总理那儿去开会，项怀诚都觉得总理难当，“穷家难当啊。我经常觉得工作做

6、得不好，有愧于领导的信任。李鹏总理召开会议，要我们想办法能不能多收一点钱。”　　没有制度创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逐年下降。197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8.4%，到1993年比重已经由28.4%下降到12.6%。每年要下降1个百分点还要多。另外，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1984年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是41.5%，到了1993年比重下降到22%。　　项怀诚对于民间俗语“喊鸡还要撒把米”深有感触。中央财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也就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台湾的原“财政部长”陆润康来京拜会项怀诚，坦诚相告：台湾的财政是“弱干强枝”，整个台

7、湾财政收入的90%是靠台湾省，我这个部长见了台湾省的财政厅长要讨好他的。“弱干强枝”在台湾是不行的，在大陆更是不行的。　　1987年，项怀诚到南斯拉夫去考察。该国财政部副部长奥格奥夫斯基说，南斯拉夫财政集中占国民收入比例太低了，只有11%，担心国家要出事。果然，不久南斯拉夫就开始出现社会动荡，并最终解体。　　与南斯拉夫的情况不同，中国除了预算内收入以项怀诚：重构财政体制框架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外，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和政府性收费。然而，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财政部很是窘迫。从上世纪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