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实质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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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伟：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实质性改革湘哥1  2013年06月30日15:58  24人阅读  抢沙发  标签: 他山之石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13-06-2808:37:34　　编者按　　一场银行间“钱荒”，其实更像央行掌控中的一次压力测试。　　市场的过激反应，是人们对经济增速乏力、以往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担忧的集中体现。而此次央行的态度变化，既给了那些不守规矩的银行一个警告，又向市场发出了逼迫中国经济转型的强烈信号。　　南方周末本期专题，详解这场“钱荒”闹剧的来龙去脉，以及其间展现的中国经济

2、深层次隐忧。　　中国金融体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制造业的信托风险；中考是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风险；大考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能否维持汇率稳定的风险。　　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这是房地产业的现状，进而将深刻影响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十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态势已经难以为继。　　尽管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空间，但若无实质性改革，很可能将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　　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过去5年

3、，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粗放性。　　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人类有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来，目前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欧美日加俄罗斯、巴西等，总人口约12亿。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中国使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国增长质量无法有效显著改善，则未来对自身和全球都构成挑战。　　如何改

4、善增长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在这样的政绩观下，才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财政约束软化、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地方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可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逐渐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年到2002年期间拖累银行，在2003年

5、到2010年依赖土地，此后至今青睐平台融资。自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是极其罕见的。　　目前的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约9.3万亿，比较常见的一种估计是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万亿-9万亿之间，债务余额大约15万亿-18万亿。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有限，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

6、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在大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事权既有收也有放，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可考虑囯税地税机构合并、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减专项转移；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并部分转为价外税；四是国债余额管理，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择机推出遗产税；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　　在财政体制改

7、革方面，有三点值得斟酌，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如果没有类似地方倒阁这样的硬性约束，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可信。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中国是大国，各省资源丰度差异大，资源开发有早有晚，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内需型转变，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国企负债率偏高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

8、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税收1.9万亿。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