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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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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毅夫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言】林毅夫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响当当的经济学家;相比张维迎,林的观点更加为政府接受和采纳;成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但他的加大政府投资加强政府调控之手,却总是遭致市场派经济学人的讨伐。政府与市场是天然的矛盾;市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本质上并不那么容易判断;甚至于根本就无法做到….但林提出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令其居于不败之地。立场坚持者林毅夫: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市场林毅夫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
2、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国家。林毅夫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
3、不是政客。”经济学家华生一语否定了贴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标签。除去学术和政治争议,不得不说,身材颀长的林毅夫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果他不愿直接回答,他会微笑注视,默然不语,或者给予一个礼貌的回复。如果问到他熟悉的新结构经济学,诸如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一些话题,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和笑容正视访谈对象,给予详尽的回答和足够的尊重。这也许是他的学术观点虽受争议但人缘颇好的缘故。在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用上万字的篇幅完整阐述他的看法。他认
4、为1个多月前与张维迎的那场辩论,外界对他的观点有些误读。8月23日,林毅夫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中说,他对各种问题的完整论述可参考之前的系列文章。第二天,他对记者的文章进行了批注和修改。这是他留给外界严谨形象的一瞥。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他就这样在褒贬之间游走。批评者对他颇有微词,但林毅夫始终坚持“后发优势”的立场。他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的4年里,他尝试在不发达国家推广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2012年6月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和《
5、繁荣的求索》,全面总结、阐述了他的理论和观点。林毅夫说,他从来没有反市场,也从来不反对制度改革。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按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在林毅夫与张维迎“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的辩论中,林毅夫至少两次向张维迎说:“这是误解我。”“关于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这是一个误解。”林毅夫对记者说,现在他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靠竞争、靠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
6、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当然,要做到这点,按照目前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架构,是很难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林毅夫称,“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说明何种干预是正确的,何种干预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变成缺位、失位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
7、。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这也是为何在和维迎的争论中,我说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的原因。”记者追问:“虽然您也表示,您所讲的投资并不单纯指政府投资,可是在目前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状态中,大部分投资都是政府投资。您认为应该怎样抑制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和投资中出现的腐败等问题?”林毅夫回答,这是一个误解,首先,在转型过程中,更多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否则,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从占80%降到现在的25%左右
8、。其次,国进民退的问题,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提出来的。2008年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政府推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因为积极财政的项目大部分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铁公基”项目,而给人国进民退的感觉。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铁公基”以外的项目,绝大多数是民营经济的投资,所以,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是在进一步下降。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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