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及其现状看“三个代表”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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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及其现状看“三个代表”的提出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必须解决并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及其现状，是我们党重要的现实方位，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它的提出既总结了历史经验

2、，又顺应了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　　　　一、建国后我党执政的主要合法性资源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注：（美）马丁•C•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它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注：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

3、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它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与社会基本信仰、价值的内在一致性程度”；其二，客体认可层面，即“权力的委托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认同、支持和忠诚程度”。（注：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对统治者（执政者）来说，前者是本质属性层面，后者是技术操作层面；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第一个方面，即政治统治主体特性方面。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已有50多年。几十年来，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十分牢

4、固，概括起来，其合法性资源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合法性一直是韦伯所说的传统合法性。（注：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1-269页。）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已取代帝制传统而成为中国政治统治必备的合法性因素。但是，民主的权威并不牢固，以个人魅力权威统治的孙中山下野后，军阀纷争成为中国政局的主要特征，武力成了唯一的合法性基础，“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取得全国性的统治，不仅要有现代合法性，而且

5、必须具备军事合法性”（注：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页。）。中国共产党从“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开始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漫长、艰苦而曲折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建国后，又打赢了几次边境保卫战，不但保持了几百万常备军队的长期存在，而且在国防建设方面成就非凡，使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敢觊觎人民政权。　　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特别是毛泽东的魅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先辈一心为公、艰苦朴素的崇高风范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的领袖毛泽东，从延安时期以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

6、享有崇高威望。这既是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基础，对于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帝制传统的国家来说，也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难得的合法性资源。（注：参见（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王红续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9页。）　　第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意识形态上解决了既吸收西方文化，又保持民族自尊心和社会历史发展优越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成功地解释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经济

7、文化的发展，缓解和填补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危机和真空状态。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庞大的党员队伍、大批踏实肯干的干部等。历史悠久的中国具有德政传统，遴选官员“其理论依据是，某些人由于自己的德行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效行使政治权威；那些不具美德的人则理所当然地被安置在受统治者的地位上”（注：（美）詹姆斯•汤森等：《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党员干部的良好道德形象是有利于我党执政的一笔宝贵财富。　　第五，建国以来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

8、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经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