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中国企业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问：前些日子，有关徐工机械将被美国凯雷集团收购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有人担心，外资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对一些“龙头企业”的并购会严重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那么，外资无限制收购中国企业到底会不会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呢？　　答：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外资无限制收购”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资源都是稀缺的、有限的，外资也不例外。如果在外资收购还处于较低阶段时，就将外资的收购能力视为“无限制”，这不仅过于夸大了它的能力，高估了外资收购的整体态势，也对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在经济活动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外资收购具有很强

2、的选择性。这些选择是“资本的本性”。我们需要思考和应对的正是这些有选择性的收购，并据此展开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安排，来阻止一些人所担心的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发生。　　众所周知，要素的自由流动是任何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一般来说，影响要素流动的“门槛”越低越好，限制越少越好。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来自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是一个要素按比例组合的综合体，企业兼并收购是当下最为活跃的要素流动形式之一。企业通过并购，自身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获得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好处，获得进入新

3、市场的好处。而在宏观的经济层面，企业并购将有助于提升产业组织结构，达到优胜劣汰、资源优化利用的总体效果。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企业并购本身是一件于微观、宏观都有利的事情。　　就效率而言，自由贸易总是优于保护贸易，但现实中的贸易却总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保护或限制。尽管企业并购是有效率的活动，但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会用各种方式对国外资本并购本国企业的活动，作出各种各样的限制。这是因为，各国及其相关产业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它们的现行体制也存在一定差异，每个国家在依据本国国情和其他因素作出重大经济决策（重要的并购限

4、制就属于这类决策）时，考虑问题的基准往往总是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当今世界，一国的重大经济、政治利益不可能与别国的利益完全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安全、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决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一国限制并购的安排或多或少要受到有关国际法、世贸组织等国际框架的制约。因此，根据需要和可能，把握“限制外资收购”的程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就像对现在人们广泛关注和争论的徐工机械、广发银行并购案，我们首先需要进行理性分析。并购是否有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和产业

5、安全？在现行的审批制度中，这类并购案是否需要纳入？　　并购或被并购，本质上是企业行为，理论上我们应当视其为理性的经济行为。经验表明，在大部分竞争性行业中，并购一般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行为，监管部门要做到位的是，要求当事各方做到公开透明，行政干预一般是不必要的。降低并购的门槛、减少并购的限制，是大势所趋。当然，应当看到，面对国际社会存在的许多复杂情况，并考虑到我国所具有的特殊国情，对于某些涉及敏感性行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整体发展的并购案，政府有关部门应给予必要的关注，并从法规、政策的层面进行战略性

6、的制度完善。　　人们通常认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或部门是一国的经济命脉。这种说法其实比较笼统，在概念上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看“经济命脉”。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哪些行业和部门是经济命脉，应当看它是否具有足够的抗外部干扰能力。“经济命脉”是那些抗外部干扰能力较弱、但对本国经济又至关重要的行业或部门。当经济处于封闭状态时，作为经济命脉的行业或部门比较多，但一旦对外开放后，具有了整合国际资源和市场的能力，原先许多低层次的“经济命脉”就会较大幅度地减少。对我国来说，目前经济的开放程度已经较

7、高，但经济实力还不够强，高层次要素市场如资本市场发育还不足，因此，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流通中已很少存在所谓经济命脉行业或部门，而在与金融业、高科技研发有关的行业和部门，却存在与我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有关的经济命脉。我们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做强战略性产业和部门，培育高层次要素市场。唯其如此，我们才不会过于担心外资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此外，根据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以下几个问题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有限制”可以，但不能有歧视性的限制。例如，如果我们对外资并购某行业

8、的国有企业没有限制，那么，对国内民营企业参与并购，就没有理由设置附加条件，避免出现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并购案。第二，对于我国尚存在较为严重垄断现象的行业或企业，要进行改革攻坚，为这些行业或企业的资本流动、并购，创造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环境。第三，企业的并购价格或上市价格，要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充分的竞争性博弈而达成，避免行政权力不恰当地干预价格形成。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客观存在的制度成本，不应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