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扩围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研究

《增值税扩围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增值税扩围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研宄摘要：基于增值税扩围的改革背景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政策框架，本文构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税权配置、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影响。研宄结果表明：试点过程中财政减收将会加剧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中央给予的激励与地方政府的征收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转移支付与增值税共享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因此，为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及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益，应重建增值税分配格局，重新划分事权，并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关键词：

2、增值税扩围；营改增；税收竞争；税收分权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目前，以结构性减税、“促增长、调结构”为宗旨的我国增值税扩围（即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改革正在逐步推进，这是我国“十二五”期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长期以来的增值税与营业税双轨制问题，实施结构性减税，避免重复征税，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首先在上海进行试点，并于2013年8月1曰将改革范围进一

3、步推广到全国试行。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ValueAddedTax,简称VAT)的征税范围广、税基宽，涉各类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增值税扩围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影响广泛而复杂。而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是增值税扩围改革中的两个关键作用中介。因此，本文以“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为视角，从“税制结构一利益格局一政府行为一财政经济后果”的思路，探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税权配置、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影响。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过程中，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且未发生财

4、政减收的情况下，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试点过程中，发生财政减收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博弈行为；营改增全面推行后，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情况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与“营改增”增值税扩围实质上重构了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格局，分析其改革影响应以税收分权为逻辑起点。税收分权主要是指税收的各项权利在国家机构间横向和纵向的合理划分问题。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层次的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分割和配置，纵向划分是指不同层次的同类国家机构之间在税权方

5、面的分割和配置。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营业税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近1/3。通过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不断演进，地方政府拥有了对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这种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提供了重要动力。增值税扩围后，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重要税源将收归中央、转变为中央和地方共享。因此，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顺利推广的关键。本文提到的税收分权主要指纵向的税权划分，即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和配置。吴宇晖(2008)总结出税收分权有四大原则，

6、一是税权划分要保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稳定的收人来源；二是税权划分要保证各级政府稳定职能作用的发挥；三是税权划分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和收人分配的公平;四是税权划分要便于税收制度效率的发挥，降低管理成本。本文基于这四大原则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税权配置等方面的博弈行为。增值税扩围的改革效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作为机制中枢。众多的研宄已经发现，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的确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一方面，税收竞争降低了实际税负，吸引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流入本地，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税收竞争加

7、剧地方保护、市场割据和重复建设等经济扭曲行为，危及到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增长。所谓税收竞争是指地方政府采用财政税收手段吸引本辖区之外的税源，或者以各种措施向辖区之外转移税负的政府改善经济收益的行为。本文所指税收竞争是地区间税收竞争，主要指同一级别的各地方政府之间关于税收引起的经济政策、经济方式的改变。沈坤荣(2006)通过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营改增”试点推行之后，增值税纳税企业在试点地区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即试点地区较非试点地区

8、具有优势，地区间税收竞争凸显出来。那么，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增值税扩围将引发旧有税收利益分配格局的瓦解和重建，最终将通过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的作用渠道和机制中枢对政府行为乃至经济活动产生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在“营改增”全面推行的情况下，地方主体税种的缺位不仅进一步拉大了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程度，而且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型激励。中央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在部分税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