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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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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有制理想的代价——腐败与企业转制的中国案例《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陆铭 陈钊 张爽 虽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以减少腐败的机会,但私有化本身却可以创造腐败的激励(Rose-Ackerman,1996)。 摘要:企业转制或私有化进程中的腐败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企业转制把公有制下隐性的资产流失转化成了转制过程中的显性腐败,其根源是在公有制企业内在的治理结构缺陷,而不是企业转制本身。虽然企业转制中出现了腐败,但转制本身却能够减少公有制企业中的腐败,因此,企业转制的进程是短期内的平等与长期内
2、的效率之间的权衡。在既有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政府权力结构下,企业管理者很可能会和政府官员通过合谋来决定转制方式,并分享企业转制产生的利益。企业的转制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虽然腐败客观上推进了企业转制,但也由此加剧了不平等。本文用案例结合理论的方法分析了企业转制与腐败的关系,并试图说明,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企业转制中,权力结构不变、效率和公平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兼得的。 关键词:腐败;私有化;效率;不平等 1956年的中国,以企业的公私合营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公有企业制度的代
3、价将以企业长期的低效率和在几十年之后企业私有化时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的形式表现出来。几十年前的人们也不知道,经济低效率的根本来源之一是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公有企业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能在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给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工提供恰当的激励。事实上,当国家试图通过一整套计划体制来掌控经济运行的时候,完善的私人产权所要求的一系列权利就变得不可能了。而当国家消除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企业在国家的计划下被“车间化”的时候,其实,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背负起了一个沉重的处理经济信息的包袱。当年,计划者曾经自负地反问,“既然强调精神、思想
4、作用的动员手段在1949年前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帮助革命取得胜利,那它为什么不能成功运用于今天的经济建设这样相对平稳安逸的工作中呢?”[①]历史最终表明,经济运行的信息比战争复杂千万倍,其最有效的处理方式就是交给市场和私人企业家。 私有化的进程是短期内的平等与长期内的效率之间的权衡。对于私人物品的生产,私有企业制度通常具有更高的效率,[②]但是,如果将企业私有化,就可能出现腐败和社会不公。在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主要源于政治监督的不足,并大量出现在公有部门将其服务外包给私有企业的过程中(Hall,1
5、999),而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转型经济中,旧体制下的权力结构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成了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产生腐败的原因(Kaufmannetal.,1997)。中国在近些年来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转制浪潮,不少企业的转制都采取了所谓的“内部人收购”的形式,由于公众对此间出现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的强烈反应,政府曾一度禁止以MBO的形式进行企业转制,但后来又再次解禁。 这篇论文将要论证以下观点:私有化过程是在一个被继承下来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下完成的,这就给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合谋分享企业转制的“
6、剩余”创造了条件。企业转制的“剩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的私有化将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原有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各种隐性的“资产流失”将停止。如果没有企业转制,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合谋的种种腐败可能只表现为企业资产在日常经营中的隐性流失,而源于企业转制的效率改善和全社会总体福利的增进将不能实现。任何一种企业的转制方式都只是在一个具体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下被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共同选择的,从而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一种理想的方式来防止腐败的发生。减少腐败的根本在于完
7、善市场和增加信息透明度。 本文将从定义企业转制中的腐败入手,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将分析企业转制时的权力结构和外部约束,并说明具体的转制方式总是被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选择的。第三部分将更为细致地通过案例来揭示企业转制过程中的利益分享机制,说明腐败在企业私有化的各种方式和各个环节中都可能存在。在本文出现的九个案例中,有四个案例是作者调研的结果,另外五个案例来自报纸或网络的公开报道。在作者调研的案例中,涉及到了两个比较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转制,平均转制资产数额高达2亿元人民币。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8、 一、企业转制中的腐败 腐败是“政府官员为牟取私利而出卖政府资产”(ShleiferandVishny,1993),是“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Jain,2001)。具体地来说,我们将企业转制中的腐败定义为“拥有控制权的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合谋分享由转制带来的公共利益”。 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公有企业产权向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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