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与神会”与“以形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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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与神会”与“以形写神”“动与神会”是唐代书画评论家张怀瓘评论南朝宋画家陆探微的话语，出自《画断》：“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1〕“以形写神”出自东晋顾恺之的《论画》：“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2〕本文拟对两者含义及关系作哲学意义上的思辨，以进一步发现魏晋南北朝绘画发展的深层线索及其对唐代绘画的影响。“动与神会”为唐人之用语，本文借用以说明精神因素在魏晋南北朝绘画创作中的重要性，所以把其与“以形写神”并列而论，特此说明。　　对魏晋南北朝绘画的

2、评论，与“动与神会”相类似的话语最早见于顾恺之的《论画》：“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以通神也”；比顾恺之稍晚的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也有相似的言论，如：“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2〕其他如，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评张墨、荀勖：“风范气候，极妙参神”〔2〕；唐书画评论家李嗣真于其《画后品》评顾恺之：“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1〕无论是“悟对以通神”“应目会心”“极妙参神”，还是“得妙物于神会”，都给予我们明确的启示：魏晋南北朝画家重视对“神”的参悟和会通，在其艺术实践中体现出“动与神会”的特征。而“

3、动与神会”的理论，决非单评一人所用之观点，实已具有普遍性的美学意义。我们不仅要问：“动与神会”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其在“以形写神”的绘画实践中又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最终对魏晋南北朝绘画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很难认识魏晋南北朝绘画发展的真正脉络，也不可能真正估量其开启唐代辉煌艺术的美学价值。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对“写神”的动机进行初步的辨析。　　　　一、魏晋南北朝绘画的“写神”风尚　　　　以顾恺之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画家重神理念的产生，绝非偶然。究其原因，社会风尚是其产生的主要因素。其一，社会流

4、行的才性名理之学是推动画家形成重神理念的积极因素。以魏初刘劭的《人物志》为发端，下赅钟会的《四本论》，其对人的精神、气质、性情、才能等“形质”方面的品鉴理论，为绘画审美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人物志》中说：“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3〕顾恺之“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传神论显然受其影响。由此看出，“传神”“写神”之“神”皆指向绘画对象之“神”，此“神”主要通过眼睛而得以显露，所以，很多论者把“传神”“写神”只看作是对绘画对象之“神”的描绘。但是否如此单纯呢？其中是否含有别的含义，“写神”之“写

5、”又体现了怎样的内涵呢？另一条线索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其二，魏晋名士的逍遥洒脱之风。相应于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逍遥游》的超世情怀，以“竹林七贤”为突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超凡脱尘、使气任性的清逸姿态，展露真情于现实，被称为“魏晋风流”。牟宗三先生对“名士”有透彻的见解：“‘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逸则特显‘风神’，故俊；逸则特显‘神韵’，故清：故曰清逸，亦曰俊逸。逸则不固结于成规成矩，故有风；逸则洒脱活泼，故曰流：故总曰风流。”〔3〕此风影响广泛，致使门阀士族争相效仿。这一点在顾恺之身上也有突出表现，他曾被世人称

6、为“痴绝”。《晋书·顾恺之传》载有桓玄盗画和顾以叶自蔽的故事，显示了顾以不羁之风超脱于世的烂漫情趣。顾非常仰慕“竹林七贤”，曾绘《竹林七贤图》以表达其追思之情。宗炳笃信老庄，以痴狂的心态畅游于山水之中，以致忘归，晚年图山水于壁，以“卧游”其间。由此观之，魏晋南北朝画家的名士情结，在绘画实践中必然有所体现：借绘画显己之清逸之气，即显己之“神”，宗炳的“卧游”“畅神”之说应该是受这种名士之风影响的直接结果；“写神”之“神”，除含有绘画对象之“神”外，应该含有画家之“神”，“写”的首要功用不在描绘对象之“神”而实为舒畅画家之“神”的最直

7、接手段。　　关于“写”的体现，我们可通过古代画论中对画家用笔的记述，探寻其蛛丝马迹。谢赫《古画品录》：“毛惠远……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张则（南朝宋画家）……意思横逸，动笔新奇。师心独见，鄙于综彩。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2〕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顾恺之……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陆探微……作一笔画，连绵不断。”〔1〕南陈姚最《续画品》：“王（指萧绎，梁武帝之子）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2〕如上介绍，可使我们形象地感觉到魏晋南北朝画家恣意于“写”的美妙姿态，其

8、行笔中的飘逸、迅疾和连贯无不洋溢着“写”的自然和生动，而穷奇变巧、意思横逸的绘画造型又无不表明“写”的便捷和灵巧。正是由于“写”的运用，才使得画家尽情展现自己的气韵风度于始终，“画尽意在”而“全神气”。寓“神”于“写”的绘画法则，成为画家们以名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