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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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内容摘要：本文运用多元性的文化视角，从国家利益、民族传承、个人意识、宗教信仰四个方面对音乐教化作用的具体表现予以阐述，并对音乐教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音乐　教化　　　　音乐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来自人类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既展示生活的外观，而且能够表现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规律。由于蕴含着艺术家对生活的评价和态度，渗透着艺术家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追求，因而能够使人受到启迪和教育。然而,正如诺尔在《论教育论中的对立性》一文中阐述的那样，在心灵中树立纪律和秩序的“形式和支配力”，不能从外部强加给心灵，而应当出自心灵本身，属于心灵所必需的生活本身。只有这

2、样，生活才能在心灵中得到完善。而音乐作为艺术皇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正是心灵的艺术，因而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中，音乐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类最高精神境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此音乐具有净化人的社会行为的作用，音乐的教化作用不仅体现在对个人心灵的完善上，而且体现在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上。　　　　一、强调国家意识、注重精神统治　　　　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实现对社会永恒的把握，统治者总是利用各种手段强化自己的统治。音乐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对于强调统治者利益、强化精神统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代周公的乐教具有很强的教化性。乐教的教化特征是由乐教的具体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

3、《周礼·地官》中所述：“以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仿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即《云门》《咸池》《韶》《大夏》《大》《大武》）防万世之情，而教之和。”实质上针对人心的改造、教化而言，是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乐为辅助手段，乐教的道德教育内容与情感内容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以乐教和”的目的。[1]《吕氏春秋·古乐》记禹治洪水，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取得成功，“于是命皋陶（yao）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为王歌颂自己勋业的乐舞作品，称作《夏龠》即《大夏》。其乐舞的编创，反映“以昭其功”的功利目的与王权意识。而《大武》表现了乐以象德的审美意识。所谓“乐以象德”，就具

4、教化功能的乐舞来讲，就是以形之于外的乐的表演形式，去表现和观照王者的功绩和德行。[2]从周代礼乐制度对吉礼、嘉礼行称式的精心安排，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其用乐意图与审美意识。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谈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是说音乐不仅是一种教育手段，能作用于人的品格，使人就善避恶、爱人和增长知识，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使人能事父、事君以维持社会秩序。因而君子学好了音乐便可以从政治国，小人学好了音乐便于统治（“易使”）。[3]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音乐教化这种能潜移默化的手段。教化音乐有很多相传是由统治者自己完成的。伏羲氏所作乐舞名《扶来》，又名《立本》。宋

5、罗泌《路史》说，此舞有某种安定和威慑天下的神奇作用，故又称之为《立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属武舞，即燕乐立部伎表演的《破阵乐》；他还亲制《秦王破阵图》。其内容是关于李世民破叛将刘武周之事；太宗即位之前，部下对他征讨之功的歌颂。　　一些教化音乐是统治者通过对先祖的歌功颂德达到美化自己、巩固统治的目的的工具。乐舞《九渊》相传为黄帝之子少昊所作，是沟通人神的原始宗教乐舞。宋罗泌《路史》说：“谐人神，和上下”，“以通山川之风”。后句引自《国语·晋语》师旷所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开”即通。是说乐通山川之风（各地音乐），并借山川之风将祖德播之以远。即

6、《九渊》是一部颂扬先祖黄帝的乐舞。帝喾的乐舞名《五英》，又称《六英》。《吕氏春秋·古乐》：“帝喾命咸黑（帝喾之司乐）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英即英华，指先帝之美德。《六英》亦为对祖先崇拜的乐舞。　　一些教化音乐是统治者在进行直接的说教。如颛顼的乐舞《五茎》，后世儒家的解释是“道有根茎”说颛顼“能为五行之道，立茎根也”。（《北堂书钞·乐总》引《乐纬》注）五行是儒家规范的五种行为：“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不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礼记·乡饮酒义》，第四十五）[4]　　音乐的教化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国家以立法的方式把它确立为国家政策。前东德

7、的音乐教育一方面发展学生的音乐才能和鉴赏力；另一方面与思想和道德目标交织在一起。在这些目标中，对音乐教育最后达到的理解和感受，强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政策。在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认为，艺术从属于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音乐教育能够用于感情、价值和辨别力这些特性的形成，并且被视为道德与秩序、较好社会的一种陪衬物。[5]　　音乐的教化不仅是一种国家机器，而且也是国民素质整体发展的推动力。正如萧友梅所说：“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