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白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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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而且异常丰富。但是，作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中国史学史”则是在20世纪随着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而产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国史学史”的名称，最早在胡适1924年发表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①中出现，虽然是指中国史学的历史，但却没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意思。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是梁启超。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专门讲述了“史学史的做法”，不仅提出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一词，而

2、且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史学史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成为在历史学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个二级学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师承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20世纪前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那么，20世纪后期对这门学科贡献最大的则是白寿彝。可以说，梁启超、白寿彝分别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可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诞生和繁荣的两个标志。21世纪，我们要开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局面，应该对我们的家底作一个盘点，理清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学术系谱。由于学术

3、界对最近20年的史学史发展状况一般比较熟悉，本文在论述上取“详远略近”之写法。一、把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是没有异议的。笔者曾发表《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论[1]。就师承关系而论，梁氏的学生中以研究史学史名家的有姚名达、陆懋德、卫聚贤、刘节等。他们都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听过梁氏讲课，得到过梁氏的指导。姚名达，字达人，1925年他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即有意研究史学史，并向梁氏表示过这个意愿，深得梁氏的喜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就是梁氏在台上讲，周传儒、姚名达记录，后

4、经梁氏略加整理而成的。梁氏在讲课中说:“中国的史书既然那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现象。”此时在下面听课的姚名达就有点不服气。他在这段话下面加了一个案语:“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唯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2]姚氏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拟定了宏大的著述计划:(一)《中国史学丛书》12种，包括《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书所知表》、《中国史学家列传》、《中国史学家论文集》、《中国史书目

5、录》、《史学溯源》、《史官制度考》(一名《史官制度史》)、《方志学史》、《传记学史》、《史书要籍解题》、《史籍通考》。(二)《史家传谱丛书》11种，如《刘知几年谱》、《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年谱》等。(三)《史法学丛书》21种，如《史学原理》、《史书目录学》、《刘知几史学》、《章实斋史学》、《史学与报学》等[3]。三类丛书，都是围绕着中国史学史而设计的。姚氏著作刊印行世的有:《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中国目录学史》，以及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据说他已撰写了《史官制度史》、《史观史

6、》、《作史方法史》、《史书体例史》、《史学的起源》、《佛家史学史》等书稿。但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这些书稿均未刊行，也不知下落，可谓是中国史学史的重大损失。陆懋德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编有翔实的讲义。他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分为九章，分别是“历史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学”、“春秋战国的史学”、“两汉的史学”、“魏晋的史学”、“南北朝的史学”、“隋唐的史学”、“宋元明的史学”、“清代的史学”，主要介绍史家和史书，对重要的史学活动略有论及。陆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以后，曾留学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世纪4

7、0年代出版《史学方法论》，融贯中西史学理论，颇有特色。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持志学院和暨南大学均开过中国史学史②。其讲义内容有“定义”、“历史的起源及演进”、“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卫聚贤治学领域很广，著有《古史研究》、《中国考古学史》、《历史统计学》、《十三经概论》等，重视史学史和历史研究法是其治学特点之一。陆懋德、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即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应该说，他们是较早从事该门课程教学的学者。刘节也是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比姚名达晚一届[4](P55)。新中国

8、成立前他并未专注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中国史学史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刘节教授表现活跃，在广东省史学会积极组织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