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人不宜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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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词人不宜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内容提要：人们习惯上将唐宋词人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但实际上这种分法是很不科学的。本文从题材选择、表现方法、词的风格等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　＊　　　　　　　　　　　　＊　　　　　　　　　　　　＊人们习惯上将唐宋词人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刘福元、杨新我先生在《古代诗词常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将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不同之处（即划分的原则）归结为：“在题材选择方面不同。婉约词派多写儿女之情、离别之思，豪放词派则广泛地选择题材；在表现方法方面不同。婉约词派多用含蓄蕴藉

2、的方法，将情思曲折地表现出来，豪放词派采取得更多的方法，以铺陈、直抒为主；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婉约词派多委婉、绮丽，豪放词派则以恢宏、沉郁为主。”该书及吴丈蜀先生的《词学概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书，均认为属婉约词派的词人有晚唐五代的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北宋的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及南宋的姜夔、吴文英等。属豪放词派的词人有北宋中叶的苏轼、南宋的辛弃疾及辛弃疾前后的一批爱国词人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其实，把唐宋词人按以上原则分为两大派是很不科学的，它并不符

3、合词创作的历史实际。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并不能将唐宋词人分成婉约、豪放两大派。词产生于民间，从最早的民间词——敦煌曲子词来看，其题材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人民保卫家乡抗击侵略的斗争、婚姻恋爱的情趣、被凌辱妇女的苦痛、游子的思乡之苦、忠臣义士的豪言壮语等等。盛中唐时期，一些文人开始试用词这种形式来创作时，其题材也很广泛，如李白的《忆秦娥》、张志和的《渔歌子》、白居易的《忆江南》等。晚唐的温庭筠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他虽对词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他的词的题材却局限在一个只供歌女演唱的闺

4、情相思的狭窄范围内。于是，当时的文人人为地将词和诗区别开来，有意将诗词作了分工，把一些议论、说理的题材用诗来表现，把酒边花下、男女情爱的题材用词来表现。这便形成一种风气，所谓“诗庄词媚”就是指此而言。吴丈蜀先生在《词学概说》中说：“是苏轼的词首先冲破专为抒写爱情或离情别绪乃至个人的失意伤感等等范围，把词的内容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题材多种多样”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晚唐五代及宋初的词题材确实比较狭窄，这与上述文人对词的题材的认识有关，与词本身的形式（多为小令）短小，不易表达复杂的内容有关，也与词

5、本身的生活经历狭窄有关。如《花间集》中的词大都生活在比较繁华安定的环境中，总是从皇亲贵族弦歌宴饮中寻找词的题材。但是，即使这样，“花间”词人中也有人打破了男女情爱、离愁别绪的框框，抒写多方面的内容。如李ｘúｎ＠①的《南乡子·乘彩舫》描写了南国风光和劳动妇女的生活；牛峤的《定西番·紫塞明月千里》写了边塞风物和边塞战士的思乡之情等。南唐后主李煜的早期词题材较狭窄，但被俘之后，由于生活经历的变化，自然就把自己深痛的亡国之恨融入词中，题材便有所开拓。北宋初的范仲淹、欧阳修也都在词的题材方面做了有益的开拓，特别是范仲

6、淹的《渔家傲》上承唐人边塞诗，为词的题材打开了新的领域。自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长调后，更大大扩充了词的容量，加之他长期未能入仕而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因此他的词更突破了传统的狭隘题材，抒写了新的社会内容。这些说明，扩大词的题材并不是从苏轼开始的。而苏轼之后被视为婉约词人的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所抒写的题材可以说比苏轼更为广泛。至于南宋时期，宋金交战频繁，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词这种文艺形式也必然就成了许多爱国志士手中的武器，用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因此出现了辛弃疾、陆游等大批爱国词人，此时词的题材当然也就更加地

7、扩大了。这一切都证明，词的题材是在众多词人的共同努力探索下，随着词本身形式的扩充，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词人社会生活的扩大、丰富自然而然地扩大、丰富的，因此，用词的题材不足以把唐宋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个派别。还需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唐宋词人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大着词的题材，但是以词来抒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思仍是唐宋词人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所谓的婉约派词人还是所谓的豪放派词人，这一题材所占的比例都是相当大的。如苏轼词中这方面内容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辛弃疾词中也绝不少于百分之五十。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从词的题材选择上是不能

8、把唐宋词人截然分为婉约与豪放两大派的。其次，在表现方法上，分派者认为婉约派多用含蓄委婉的方法将情思曲折地表现出来，而豪放派则是以铺陈直抒为主，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所谓的婉约派词人并不是只用含蓄委婉的方法将情思曲折地表现出来。南唐后主李煜词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胆真挚，能把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地吐露出来。如“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